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和地区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大陆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173
就四大基本制度而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是两千年国史中，集权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中央对地方拥有不容置疑的控制力，后者在政治和经济上毫无自主的权力;全民思想被高度统一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上，思想“洗澡”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精英被基本消灭，知识分子被蔑称为“臭老九”，自由商人阶层被整体切除，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在农村消耗生命，即便是执政集团内的精英分子也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在经济制度上，命令型计划经济呈现出了它所有的特征：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指挥体系;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贸易关係的产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限制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反对权威主义;取消专业分工的准则;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后世有些信奉计划经济的人推演说，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当时不至于如此一败涂地。在他们看来，陈云在上海对通货膨胀的整肃和“一五”计划的成就证明了制度的有效性。其实，这种幻想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国家治理的逻辑从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一以贯之，并无重大更改，“文革”无非使得计划经济制度的负面性以更剧烈和更极端的方式呈现。
到1976年，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沿用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此时的执政者“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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