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看，这是权宜之计，长期而言却彻底地改变了全国的宏观经济格局。
早在1979年春，在欧美资本引进不力的情况下，国务院批覆了招商局董事长袁庚的一项请求，在国境之南、与自由华人资本聚集地——香港最近的宝安县划出方圆2.14平方公里，设立蛇口工业区，“既能利用国内的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178这个工业区，既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也没有财政拨款，袁庚以土地为资源，批租给香港商人，并以税收减免为优惠，吸引工厂入驻，此举取得奇效。到1980年7月，中央批准开设深圳、珠海、汕头为经济特区(后来又增加了厦门，是为“四大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179随后在1984年，进而开放14个沿海城市，加快引进外资的步伐。
特区的开设及沿海城市的开放，被统称为“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工业经济基本布局于东北和华北一线，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三线战略则着力于中西部，东南沿海一向被视为“台海战争的前沿”，尤其是广东、福建和浙江三省，甚少有重大项目的投资，“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投资格局，外资及民间资本在这些国有资本薄弱的地带如野草般生长，构成中国经济的新一极。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非均衡成为一种基本的改革思路，特区、开发区模式是资源配置上的一次非均衡，“东南优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次非均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财富分配的一次非均衡，给予外资以土地征用和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是企业经营上的非均衡，企业试点是政策配置上的非均衡，价格双轨制则是对国营企业实施价格保护的非均衡。厉以宁曾经指出，计划经济存在重大的“均衡性缺陷”，因此，对旧体制的突破本质上是一次打破均衡的混乱过程。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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