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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反法同盟各国的军队与拿破崙的军队正在征战。1806年，克劳塞维茨随亲王参加了着名的耶拿战役和奥尔施塔特战役，普军大败，他也在战败后被俘。翌年被释放回国后，他深感陈旧的军事制度无法适应近代战争，因而积极呼吁和参与了普鲁士军队的改革工作。1810年，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柏林陆军大学的教官。在任教期间，他编写了《军事训练概论》等着作，并给普鲁士王太子讲授军事课程。1812年，因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与准备发动侵俄战争的拿破崙结成同盟，克劳塞维茨愤而辞去了教职，奔赴俄国参加了反抗拿破崙的战争。拿破崙被打败后，他重又回到了普鲁士军队，开始从事战争理论的研究;1818年出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并晋升为将军，这年他38岁;在任12年，致力于军事理论和战争史研究，着书立说。

法国大革命、历次拿破崙战争和19世纪初欧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克劳塞维茨世界观、军事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克劳塞维茨虽然对法国大革命持反对态度，但他同时也清楚地看出了这次革命在军事上引起的根本性变化，并对封建主义军事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可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仍是资产阶级的中庸思想，在进步的观点中夹杂着反动思想、普鲁士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克劳塞维茨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他以这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指针，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首次对战争和军事学术等一系列现象的相互联繫和发展作了分析。克劳塞维茨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130多次战争和征战，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战争、路易十四战争、菲特烈二世战争、拿破崙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许多军事历史着作。但其主要着作是《战争论》。

《战争论》的结论是：“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表，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点，列宁曾给予极高评价。

然而，作为唯心主义者的克劳塞维茨，把他国家的政治视为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而不懂得政治本身的发展动力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战争只不过是对外政策的继续，而没有认识到战争同对内政策的联繫，把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政治与阶级斗争割裂开来。由于他没有揭示出战争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本质，所以在他论述具体战争时，就无法阐明战争的侵略性或正义性。

克劳塞维茨认为“每个时代均应有其特定的战争”，军事学术的变化是由“新社会条件和社会关係”引起的。克劳塞维茨在研究军事学术理论及其组成部分-战略学和战术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反对军事学术中的“永恆的原则”，认为战争现象是不断发展的。同时，他又否定在军事发展上存在规律性，并且断言“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是一个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

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个在西方军事科学中明确提出了交战、战局乃至整个战争的一些实施原则：

最大限度使用全部力量;

集中儘可能多的兵力于主突方向;

发挥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坚决性;

有效地利用既得战果。

克劳塞维茨揭示了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这也是他对军事理论的重大贡献。克劳塞维茨认为，主要精神力量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然而，由于克劳塞维茨没有弄清战争的社会本质和民众在战争进程中、战争结局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地夸大了统帅的作用，因此他就无法认清精神因素的真正源泉。

海权论鼻祖马汉

1805年12月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名叫奥斯特里茨的地方，爆发了一场有16万军队参加的战略性会战。经过这一仗，拿破崙彻底粉碎了俄奥联军的进攻，法兰西帝国依然巍然屹立着。

90年后，在美国罗德岛海军学院的讲台上，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军战略讲师正侃侃而谈：

“拿破崙战争证明，大规模会战是决定陆上战争胜负的最有效手段。那么海战呢?同样需要这种倾其军力的会战，惟有如此，才能夺取制海权!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海上的奥斯特里茨’!”

马汉的声音不高，但却震动了世界。“海上的奥斯特里茨”成为穿着不同国家军服的海军元帅、海军上将们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又过了21年，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马汉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不过，这壮观的会战不是发生在其理论的诞生地美国海域，而是在欧洲北海的一角，一个名声并不十分响亮的地点———日德兰。就是因为这场会战，使日德兰的名字永垂史册，也使马汉的理论开始广为人知。

起源于海洋文明的西方国家很早就重视海洋的意义，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就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几百年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乃至今天的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力量都是以海权为基础的。

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是美国历史学家、海军军官。他发现，人类在海上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