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一开始，他们仅满足于发出一个不容曲解的暗示，大意是布道台不能用于政治目的，因为那些在布道台上演讲的人们，所该做的只不过是说明上帝的旨意。但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这官方指示置若罔闻。作为最后一着，行政会禁止传教士上布道台，把他们中最不服从的考陶尔德其人，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加以逮捕。这暗示教会的势力和自治城的势力之间已发生了衝突。加尔文立即应战。由他的支持者们簇拥着，他强行进入圣皮埃尔大教堂，矫健地登上被禁止的布道台的台阶。之后，各派代表们开始进入教堂，剑拔弩张。一方决心支持被禁止的传教士，另一方则阻止他发言。一场暴乱随之发生。復活节的宗教仪式几乎以屠杀而告结束。
现在市行政会已忍无可忍了。最高权力机关——两百人的大行政会召开了。他们要求开除加尔文和其他反抗行政当局的传教士。公民大会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召开。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免去那些造反的传教士们的职务，并限令他们在三天之内离开本城，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加尔文曾咒骂过如此之多的日内瓦自由市民，驱逐他们，判决他们流放，而现在却轮到他自己了。
加尔文企图通过风潮来攫取日内瓦权力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在独裁者的一生中，挫折不过是暂时的。事实上，那样一种失败，对爬到某一授予全权高位的人，几乎是必要的。在一开始就戏剧性的失败了，那才引人注目。对主要的革命家来说，放逐、监禁、取缔，从来不会有碍他们的声望，反而对他们有所禆益。一个被群众偶像化了的人，首先得是一个受难者。受到可恶制度的迫害，就能为人民的领袖造成心理上的先决条件，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想要成为领袖者所受到的考验越多，大众就越有可能把他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对于要担任领导角色的政治家来说，没有比诸如转入地下更必要了，因为短暂的不露面，会使他的形象传奇化。名声将把他的个性藏在灿烂的云彩和壮观的光环里。当他从光环中浮现时，他能够满足大众百倍的期望。不劳他采取行动，一种气氛就能够形成。正是在流亡中，许多杰出之士才赢得了权威。那是只有那些有影响的、鼓舞了信心的人们才能行使的。凯撤在高卢，拿破崙在埃及，加里波的在南美，列宁在乌拉尔，都由于本人不在，变得比他们留着更强有力。加尔文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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