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在这腐败的城市里建立起来。日内瓦人终于认识到：他们不是如所希望的召来一个能在思想上恢復生机的人，而是让一个将镣铐加在他们自由之上的人回城，他越来越残酷地实行高压措施。到最后，他甚至同他最忠心的追随者也疏远开来。
对加尔文的不满在几个月之内重新抬头。他自吹自擂的、梦寐求之的“教规”似乎比现实更有诱惑力。魅力和浪漫色彩消褪了。那些昨天还对之欢呼的人现在开始抱怨了。但是，动摇一个独裁者的威望需要有显而易见和易于懂得的理由。加尔文很快就提供了这一理由。日内瓦人开始怀疑宗教法庭的一贯正确是在大瘟疫期间(在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大瘟疫使此城陷于荒芜)。正是那些传教士们，大声宣称并极力主张受到疾病折磨的病人在三天之内一定要请到一个牧师在侧。当时，有一个牧师传染到了疾病。于是传教士们就撒手不管，让传染病院里的病人未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死去。市行政当局白费力气试图至少找到一个愿意“访问和安慰在瘟疫医院里不幸病人”的宗教法庭成员。但除卡斯特利奥外没人愿意去。卡斯特利奥是一个经学院的院长，由于不是宗教法庭成员而未受委託与病人作伴。但加尔文却示意他的同事们宣称，加尔文是“需要的”，公开主张他“不能为了帮助局部而削弱整个教会”。其他传教士虽然没担负加尔文那样重要的使命，也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开危险。市行政会徒然地向这些胆怯的牧师们求助。当时对传教士们有一个直率的批评：“他们宁愿吊死也不去传染病院。”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所有日内瓦宗教改革的传教士们，由加尔文领头，出席了市行政会的一次会议。他们无耻地招认，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勇气进入传染病院，虽然他们知道凶日也好，吉日也好，传染病院才是他们为上帝和教会服务的合适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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