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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他在出院以前总该老实一点了吧。但是没有，他乘警察不备跑了，在我准备给他拆线的前一天。他的逃跑显然让民警们觉得是一种侮辱，年轻的警察们个个主动请战，发誓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抓回来。其实他这么一个身无分文，同时又被毒品折磨得弱不禁风的人能跑多远呢？第二天警察们就在一个废弃的棚屋区找到了他，而那里正是他们这些瘾君子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于是他被遣返回老家，强制戒毒。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在关押期间他是接触不到毒品的。

半年后他回家了，脸色好了许多，人也老老实实了，这显然给了他父亲莫大的安慰，他甚至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儿子的进步。后来听说他结婚了，找了一个乡下朴实的姑娘，而且也住到了农村。后来我知道这是他父亲的安排，目的是为了不让他有机会再和原来的毒友们接触。我觉得这个决定无比英明，虽然乡下的生活要简陋许多，但是无疑能让他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魔鬼活着。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心情已经平復下来，我几乎觉得这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完美得超出了我的想像。但是现实再一次击碎了我的梦想。一次我当班的时候他又来了，又是被警察拖来的。从那个显然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小警察委屈的抱怨中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这次是他的父亲看见他一年多没有吸毒了，就借了一笔钱给他做生意，试图让他东山再起。而他没到几天就把钱全部花在了毒品上面，再一次一文不名了。这一次警察抓捕他时聪明多了，没有给他任何抓鞋钉的机会，但是他也狡猾多了，他卸下了拘留室窗户上的风钩，吞了下去。他能够再一次吞下异物，但我却不愿再一次经受给他做手术的折磨了，于是我找到主任，向他解释了整件事情，求他随便指派哪一位医生接手我的任务。主任默默地听完我的讲述，笑着问我：“白求恩在炮火里做手术的故事你知道的吧？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他勇敢呗！”我一时没明白主任的意思。主任缓缓地摇了摇头，笑着说：“如果在手术台下，我相信白求恩一定也会和正常人一样去躲避炮弹的。但是他在手术台上，那时候他的角色是一个外科医生，我想白求恩在扮演外科医生这个角色的时候没去留心炮火，甚至有可能根本不知道炮火的存在。”我低下头，若有所思。主任笑着说：“去吧，你是个聪明人，响鼓不用重锤，我想你会明白我的意思的。”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这段话，我认为它改变了我的一生。现在的我早已不再是一名外科医生，但是这段话让我明白了工作和生活之间差别。在做法医的时候，我就是一名不为个人感情所动的法医；而当我完成工作，我又会恢復到正常人的角色，无数的悲欢离合可以让作为法医的我淡定，但永远无法让作为常人的我麻木。于是一切都好像是在重演：同一间手术室，同样的我和他。唯一不同的是麻醉师换了，显然他也知道了这个故事，于是极不耐烦地对文军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你的肚子上装一个拉链，省得你下回又把什么吞下去？”然后他选择了在这种情况下很不常用的麻醉方式：氯胺酮分离麻醉。这种麻醉方式最简单：麻醉师只要给病人打一针就可以了；但是这种麻醉之所以被叫做分离麻醉是因为它麻醉的只是患者的痛觉，事实上患者会在手术之中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被牵拉、切割着，只不过不痛而已，因此除非是要严密观察患者情况的手术比如说儿科手术，我们一般是不会用这种麻醉方式的，另外这种麻醉方式还有一个副作用，由于它不会造成患者肌肉的鬆弛，切口要相对大一些。我认为麻醉师是要故意惩戒一下李文军。而麻醉方式的选择是他们的事情，我不好多嘴，于是我选择专心扮演好我外科医生的角色。

手术很成功。我顺利地取出了长达十二厘米的风钩。完成手术之后，等我恢復到常人的时候，我决定要和他好好谈一次了。我选择了一个晚上来到他的病房。其他的病人都不在，显然大家都对他唯恐避之不及。他的右手铐在床头，房间没有开灯，一轮弯月挂在天上，将寒光透过窗户撒在我和他的身上。我坐在他的床头，背对着他，慢慢开了口。那一晚我讲了很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语无伦次，但是我的讲述是饱含深情的。我从我们年少时美好的回忆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他的蜕变，可以说讲得痛心疾首，我觉得他只要是个人，只要他不是糙木，都会被我打动的。但是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反应，于是我转过身来，他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久违了的火热，说：“做手术的时候你给我打的是什么？比任何毒品感觉都好，你能不能再给我打一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一脸的愕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以为我没听清，眉飞色舞地向我说着手术之中他是如何如何的飘飘欲仙，最后又加了一句：“再给我一针吧！”我拂袖而去，在门口，背对着门我说了一句：“你好自为之吧。”就再也没有回头。这是我这辈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当年的我并不清楚为什么他会觉得氯胺酮会有那么好的感觉，多年以后，当我成为一名法医，我才知道原来氯胺酮就是毒品K粉的化学成分。手术七天后我让实习生给他拆了线，警察马上带走了他。我没有和他再说一句话，但是关于他的消息还是不断地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