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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小说文本的证据。

朱女士说，只能以小说第一回中曹雪芹“披阅十载”代“创作十载”。这个论断太勉强了，这是以预设的结论来曲解证据。小说第一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小说作者就是“石兄”，“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石兄”所经历的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就是贾宝玉的生平经历。因此，贾宝玉的文学原型就是小说的真正作者。这是一个非常自然而合理的推论。

然而，从小说文本的提示以及人物的身份、阅历来看，曹雪芹根本不可能是贾宝玉的文学原型。如果要坚持“曹雪芹是作者”这个得不到任何实证支持的论断，那么就必然要荒唐地否认小说具有自传性质这一显见的事实。由于小说是一部自传性的作品，因此曹雪芹就不可能是作者。

另外，小说中的元春和探春分别以曹寅的长女曹佳(平郡王纳尔苏王妃)和次女(嫁康熙某侍卫，亦为王妃)为原型，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论断是基于一系列的小说文本描写和确凿文献史料所构成的“证据链”。

首先，小说写到的“太祖仿舜六次南巡”，独甄家“接驾四次”这一情节，完全可以确定是以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四次驻跸曹寅的江宁织造府这个独一无二的史实为原型。

其次，与此相关联的是，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前，曹寅在奏摺里写道：“臣同李煦已造江船及内河船隻，预备年内竣工”[26];小说第十六回则写到太祖南巡前，“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小说第一回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其用意之一就是以谐音暗示甄家就是贾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着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先生恰当地认为，小说对于太祖南巡和元春省亲铺张场面的描写，就是“作家选择性地运用夸张或掩饰的写作技巧”，是“(康熙南巡的)史实、家族传闻和日后个人经历的结合”，是“南巡对曹家影响的一种一般性总结”。[27]

再次，小说第六十三回巧妙地暗示了元春和探春都是“王妃”。清人萧奭《永宪录续编》载：“(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奉天旗人。有诗才。颇擅风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28]

既然贾宝玉是元春的弟弟，那么他的原型、小说作者就是曹佳的弟弟——这同样是一个自然而合理的推论。由于曹佳惟一长大成人的弟弟是过继的曹俯，因此曹俯才是小说真正的作者!我们只要稍作对比就会知道，只有被雍正皇帝骂为“原不成器”的曹俯才能最大程度地符合贾宝玉的身份和经历，只有担任过江宁织造并曾受四品大夫的曹俯才能被尊称为“曹侯”，只有获罪后潜踪匿迹的曹俯才能作出脂砚斋的批语!

《破译红楼时间密码》

四、后40回续作说没有实证

“主流红学”第二个重要论点就是认为现存《红楼梦》后40回是续书。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三卷本120回《红楼梦》，出版《前言》写道：

现存《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程伟元和高鹗在公元一七九一年即干隆五十六年辛亥

和公元一七九二年即干隆五十七年壬子先后以木活字排印行世的，其所据底本旧说以为是高鹗的续作，据近年来的研究，高续之说尚有可疑，要之非雪芹原着，而续作者为谁，则尚待探究。续书无论思想或艺术较之原着，已大相悬殊，然与同时或后起的续书相比，则自有其存在之价值，故至今仍能附原着以传。[29]

由研究《红楼梦》的权威学术机构写下的寥寥数语，明确地宣判了现存后40回是“续作”而非“原着”，并且判决“续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相当低下。可是，这个“判决书”所下的断语是不实事求是和不负责任的，它既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凡立一义，必凭证据”的学术规范。

早在1935年5月，宋孔显先生就在《青年界》第七卷第五号上发表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的长文，有力地反驳了胡适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出的认为高鹗续书的四条证据，同时还根据后40回的情节内容反驳了俞平伯先生所提出的文本证据。宋先生提出：“(曹雪芹)披阅、增删，都是修改时的工作;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尤为成书后的手续。假使《红楼梦》全书未曾写完，哪能披阅、增删、纂目、分章呢?”[30] 他指出，胡、俞二位先生提出的证据都不可靠，既然没有有力的证据，就不能一味指称程伟元和高鹗说谎。

1957年，林语堂先生发表《平心论高鹗》的长文，从“高本”(按，即后40回)的情节、人物文笔、“脂批”和史料等方面详细地反击了高鹗续作说。他认为，后40回对于前80回的伏线“都有极精细出奇的接应，而此草蛇灰线重见于千里之外的写作，正是《红楼梦》最令人折服的地方。在现代文学的口语说来，便是结构上的严密精细。这是评高鹗者(适之平伯鲁迅)所公认”;“高本人物能与前部人物性格行为一贯，并有深入的进展，必出原作者笔下”;“高本作者才学经验，见识文章，皆与前作者相称”;“高本文学手眼甚高，有体贴入微，刻骨描绘文字，更有细写闺阁閒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