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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你万里迢迢出洋，反而在唐人街上谋生，这倒有趣。”

“世界上的事除去没趣的事，就是有趣的事，何必大惊小怪?”

“你有什么没趣的事?”

“不，都很有趣，非常有趣。见面我会告诉你的，看你这位雄辩家怎么饶舌。恐怕你得带来两张嘴巴。一张招架，一张诡辩。好，我等你!”她说到最后，伴着一阵笑声。听她的口气，她多么满足和神气!

“好，我歇一歇就去!”

我还真得有点准备，好应付这位出洋在外、志得意满的女人，她肯定会朝我发起一连串的不断的嘲弄和挑战的。

三

我一钻进汽车，就爬到上边一层。

外国旅游者到了英国，都喜欢坐这种老式的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好俯瞰市容和街景。牛津街上几乎没有一间房子不是商店。老闆们为了使人们看见自己的商品，干脆把箱子、靴子、帽子、毯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挂在门脸外边。尤其那些五色的衣裤随风飘飘，远看象一堆彩旗。整条大街成千上万种商品连成一气，使人感到自己腰包再鼓也是极其有限的。它的确能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我忽然想到，简梅临出国时，我们在她家门口那次不愉快的辩论--“你以为我出国，只为了吃好穿好?”她说。“此外还有什么?我缺乏你的想像力。”“我要这里没有的。”“这里有的，你不一定都看见了。”我说。“算了吧!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你就死守在中国吧!中国人口过剩，不缺我一个。再说，我认为，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谁喜欢哪里，谁就去哪里。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错误。随着人类进化，它不应当再限制人活动的自由。”

“我却深信，哪个社会也不见得使人一切都心满意足。小心蒙面大盗把你绑架了。”

“别吓唬人!死亡威胁过我，我早已经不怕它了。如果真有什么蒙面大盗，拦路抢劫，我倒想亲自去试一试被抢被劫是什么滋味。吃辣椒总比喝白开水有味。噢，你原来是个小马克思呵，真没想到。”她说着用鼻音发出几声短促的笑。她称我 “小马克思”就是从这次开始的。这当然是一种嘲讽。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我略略有点动气。

“我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打败它的对手。但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常常吃自己的亏，哈哈哈……”她故意用笑刺激我，加重她的话的讥讽意味。

“有什么好笑?马克思主义者一边与对手较量，一边不断清除自己的冒牌货。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内容之一，就是辨别真假。”

“行了!如今世界上各种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几十种。自己身边多得更数不过来。就让历史把这个‘责无旁贷’的区别真假的重任放在你肩上吧!我没这种能耐，还是走了好，免得‘假’的出来，我又得吃苦受罪，上当受骗。还总得擦亮眼睛，再擦两次，眼膜就得给擦破了!”

于是.她那涂了口红的薄薄小嘴，象机关枪一样朝我开火。好象我是她多年来坎坷生涯和不幸遭际的全部根由。人间任何一件事，都不止于一个道理，说服人并不容易。何况她的道理并非完全荒谬。可是出于我俩之间的习惯，在斗嘴时谁也不能退却，我就进攻她的薄弱处：

“你选中一个比你大十五岁，只认识一个月的人，做你丈夫，不过是为了嫁给他，可以把你带出国罢了。你对自己负责吗?”

“生活教给我：无论什么事，都得走着瞧。好坏靠运气，谁也不能预卜。” “但你的运气全押在这个仅仅认识一个月的男人身上了。”

“你认为是种冒险，或是牺牲?”

“是的。如果说冒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代价，未免太大了!”

“世界上的事都得有代价。”

“如果你们不合适?”

“离婚好了!”她说得十分轻鬆。好象说一个空酒瓶和废报纸什么的。

“离婚?你把它看得这样轻而易举?”

她哈哈大笑：

“你这位‘解放派’竟然这么害怕离婚?你这个人的私事都没有胆量去碰，还敢去什么‘干预生活’?”

我没说话。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说什么也没用。由她去罢!我想。这是我们在国内最后一次谈话。我们之间这种谈话，她向来是不占上风就难以结束的。这次我有意让她占一点上风，算是为她送行。送行总是要给人一些快乐、祝福和安慰的。

她就是带着这些顽固又奇特的想法，跟着那男人走了。

我知道，她先到香港，随后又随那男人来到这里。她没有离婚，据她爸爸说，她生活得相当如意。我只想亲眼一见罢了。

我一走进索霍区的唐人街，立时有种异样的感觉。这里很象四十年代上海的霞飞路和天津的劝业场一带，只是更加破旧和灰黯。不知是这些旧楼维持着这里的人生存，还是在这里谋生的人维持着这些破房子的存在。只是林立的买卖招牌上写的都是中国字，注着英文。街上的人大多是黑头髮黄皮肤的华人，比起牛津街上来来往往、高大精壮、面泛血色、大步流星的欧洲人，完全两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来旅游还是久居此地?为什么在伦敦大街上很少见到一个，却都聚在这狭小又无趣的街上?来买他们自己用惯了和看惯了的东西吗?不，这些专卖中国物品的店铺，都是为外国人开设的。这些算盘、毛笔、宫灯、筷子、纸扇、铜佛和龙头拐杖呢?不过为了满足异国人的猎奇。他们又为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