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而去适应外部环境，而是改造外部环境来适应自己，这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持续不断的深在根由，也是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力之所在。
女性的菩萨就是中国化的菩萨。
就这样，中国化的菩萨—从形象到内涵被创造出来。它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象征，(唇上画蝌蚪胡的菩萨像。塑像：第244、425、420窟等)
隋文帝在位时，曾召集全国画坛名家，荟萃长安，绘製寺庙壁画。应诏的有大名鼎鼎的展子虔和董伯仁，分别来自河北与江南。还有名极一时的郑法士、田僧亮、阎毗、杨契丹、杨子华，以及西域于阗国的尉迟跋支那、跋魔，印度名家迦佛陀、昙魔拙义，等等。隋文帝的意图很明白，他请中外四方高手各扬其长，画出前所未有的最杰出的佛教艺术品。
这实际上是一次切磋技艺、激化交流的国际性大笔会。其意义不亚于后来隋炀帝的凉州国际交易会。
杨契丹与田僧亮、郑法士同在光明寺内为一座小塔作壁画时，各画一壁，各尽其长。杨契丹用竹席遮掩，不让人看。郑法士偷偷从席缝往里瞧，不禁为杨契丹画艺之高超惊嘆不已。他要求看杨契丹的画稿。杨契丹便引郑法士到朝堂，指着宫阙殿堂和车马人物说：“这就是我的画稿!”这更使郑法士嘆服。
隋代是中国绘画的勃兴期。社会昌盛，缤纷生活充满魅力，吸引画家去描绘。绘画的写实之风得到倡兴，写实技法及其表现力突飞猛进。同时，绘画理论也高度发展，确立了形神兼备的主张。隋文帝在这次长安“国际大笔会”上，要求画家们为佛造像要“雕刻灵相，图写真容”，也正是源于这一理论。灵即神，真即形。这便为佛教艺术的中国化注入了理论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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