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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面对越战升级后中国周边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基于对越南战争形势和国际形势的独特分析，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主要针对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

儘管毛泽东在60年代初就提出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而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把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在对国际关係的格局进行分析时，毛泽东始终认为美国并未将中国看作是他的主要的敌人，因此真正对中国构成威胁的也不是美国。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西德和日本”，并由此分析说，缓和与美、英、法的关係是可能的，在某种情况下也不排除与这几个资本主义大国联手对付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当前国际斗争形势的特点“不是热战决裂打仗”，而是“‘冷战’共处”，製造国际紧张局势不过是“美国的一个手段”罢了。[13]

当中苏关係走向破裂时，入主白宫不久的甘乃迪却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微小的缓和措施，如表示愿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主动与陈毅接触等等。对此中国虽然没有回应，但是并非没有感受。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却仍持比较乐观的态度。1963年12月，毛泽东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14]1964年1月17日，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德乐等美国客人时，毛泽东特意提出了两个问题：“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探讨中，他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并认为“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现在他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15]

即便是在“北部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一定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毛泽东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韩，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16]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鬆一下了。[17]

1965年初，美国派出地面部队对南越发动侵略战争，并加紧对越南北方的海空袭击，将战火烧向了中国的家门口。对于这种扩大战争的举措，美国方面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时声明说：扩大轰炸仅限于北越，美国绝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在请叶海亚·汗向詹森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时，特意说明：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并不准备同美国打仗。[18]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总之，中美双方在相互制约之中，都在进行自我克制，小心谨慎地处理可能引起中美之间直接军事衝突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认为，中国此时大力加强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速三线建设，[19]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调整，其目的和基点并不是要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而主要是以备万一，防患于未然。即如周恩来所说：“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故而“在军事上，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0]

其二，1960年下半年中苏两党公开分裂，两国关係也随之急剧恶化。毛泽东开始注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逐步由南向北转移。

1960—1964年是中苏两国关係中的多事之秋。首先是中苏边界争端的肇启，随后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颠覆和分裂活动，并在中印边界衝突中偏袒印度，加强对印军事援助。不久，苏联又先后两次向中国提交备忘录，指责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持“特殊立场”，宣称苏联一国拥有核武器就能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并进而与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巩固核大国的核垄断地位，束缚其他国家的手脚。更为严重的是苏蒙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事务的军事协定，重新派军队进驻蒙古。同时以保卫苏联领土不为中国夺回为由，向中苏边界大量增兵。至此，中苏之间的矛盾已经超出意识形态的范围而涉及到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当中苏之间发生国家利益的衝突时，毛泽东愈益把来自苏联的威胁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联繫到了一起。1964年6月16日，他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时作了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的讲话，并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雪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与此同时，这种认识更加促使毛泽东在考虑国家安全问题时，将注意力转到了苏联方面。在十三陵水库的这次谈话中，他还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