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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至晚明党争，不得不提老福王朱常洵。他的生母郑贵妃，乃明神宗宠妃，所以神宗皇帝一直有意立他为帝，冷落长子朱常洛。一念之动，引发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立储之争”，群臣为了“争国本”，互相抨击，各方焦头烂额之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才不得不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为了补偿，他又封爱子朱常洵为福王，建藩河南，膏血天下以供养这个痴肥儿子。

在因立储而兴起的党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被贬回原籍无锡，与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逐渐结派兴帮，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政治势力，时称“东林党”。同时，以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联合“齐党”、“楚党”（均以老乡为关係结党），与东林党在朝中朝外互相攻击，而后魏忠贤一派“阉党”也加入其中，双方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欲向江南争半壁（5）

相对而言，自然是东林党多君子，阉党多小人。但党争之下，意气用事，东林党人多尚空谈，误国不少。这些以王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南的士大夫，太过清高自重，凡事爱讲大道理，泱泱而谈，根本不考虑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整日嘴里叨叨性命之理，务虚名，弃实用，最终使得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均与老福王朱常洵及其母郑贵妃有关係，所以，聚结于南京的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阶层，自然对小福王朱由崧极其敏感。正是当年东林党人的据理力争，老福王才最终没能登上皇储之位。东林党人神经非常敏感：倘使老福王之子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他翻起旧帐，打击报復，东林党人自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高徒，对福王之立，当然有所顾忌。而游走于江南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也以私益出发，联合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以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四处游说，竭力主张“立贤”，即准备拥立潞王朱常汸。

东林党人的出发点是党派利益，但是，福王朱由崧，的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位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宠儿老福王朱常洵的庶长子。十岁那年（万历四十五年），朱由崧便被封为“德昌王”。由于老福王的王妃邹氏自己没儿子，朱由崧便得为福王世子。

真是有其父便有其子，朱由崧和他爸爸老福王恰似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爷俩不仅长相相仿佛（都是巨胖身材），而且吃喝玩乐方面的低级趣味，一模一样。这对父子俩，在洛阳王宫内，花天酒地，渔色无度。如果没有李自成造反，估计这一对活宝父子会作为“造粪机器”安然度过余生。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洛阳，老福王被抓后烹杀，朱由崧腿快，趁乱跑掉，得以捡得一命。

崇祯帝对自己这位堂兄很照顾，不但遣人安顿他在洛阳，而且不久后就下诏，让朱由崧嗣福王之位，由此，他就由“德昌王”变成了“福王”。

好景不常，洛阳很快被农民军攻下，朱由崧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经过卫辉府时，与潞王朱常汸同病相怜，结伴一起逃至淮安。这一次，朱由崧再无堂弟皇帝的亲切关怀，因为崇祯帝本人已经在北京自缢而死。

策立新君，有两个人举足轻重，一为史可法，二为凤阳总督马士英。二人手中握兵，又是督师文臣，所以说话分量最重。

一开始，不仅史可法主张立有贤名的潞王，马士英也十分赞同。这是因为，看上去福王伦序最为合适，但他的名声非常不好，酗酒好色，粗鄙无能。由此，东林一系以此为藉口，使不少最初主张立福王的士大夫缄默而退。特别是史可法，在他给马士英的信中，写明了福王朱由崧的“七不可立”——贪、yín、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马士英先是完全表示同意，风向变后，他灵机一动，把这些白纸黑字当成要挟史可法的手段和证据。

从东林党来讲，他们推开伦序想立潞王，其实完全出于私心，正如钱谦益所讲的那样：“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侄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老福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指朱由崧），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为俎上肉。”害怕福王为帝后念其父旧恶对东林党“反攻倒算”，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忧虑。

史可法与马士英浦口密议的结果，得出一个决定，即不拥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走第三条路线，准备往广西迎接明神宗之子桂王。

这一来，潞王派和福王派都傻了眼，谁也不好再说什么。南京的礼部准备好皇帝法驾去广西，想接桂王来南京继位。

关键时刻，一个绰号“胎里红”的太监卢九德出场，终于使帝位归于福王朱由崧。这位卢太监，当时是“守备凤阳太监”，与马士英是同事，他之所以倾向立福王，是因为他少年时代在宫中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并深得后者喜爱。一个太监，兵荒马乱中本不能成事，关键在于，卢太监背着马士英，暗中与江南的几位手握重兵的军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皆为总兵官）联繫，这几个人为贪“定策”、“拥立”之功，纷纷同意，表示要立福王。

依理，这三个武官，只是总兵而已，皆受凤阳总督马士英节制，可是，非常之时，身为文臣的马士英恐怕武将趁机发乱，不敢再坚持他自己与史可法先前的定议，就墙头糙即刻转向，改为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