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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森的疾恶如仇不肯妥协随处可见。7月17日，维吉尼亚代表麦克朗提出动议：行政官行为良好就可以继续任职，得到宾夕法尼亚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和德拉瓦代表布朗的附议支持。梅森却不肯给他的同事面子。梅森说，这不过是终身制的一种温和的提法。实现了终身制，再往前稍微走一步，轻而易举地就走到了世袭制。如果这一动议终于成功，他很有可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一场革命。如果他自己看不到，他的子孙也一定会看到。

麦克朗其实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他是一名医生，为人谦逊，对政治不感兴趣，参加制宪会议也勉为其难，因此讲话不多。这次发言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让行政官独立于议会，并无他意。麦迪逊料到他的动议会引起麻烦，特地抢先作了辩解（发言内容见本书第六章“严防死守”之“防官如防贼”一节），仍然引来梅森的慷慨陈词。梅森的原则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22章 祸起萧墙（2）

伦道夫也一样。1789年，华盛顿就任合众国总统，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伦道夫为联邦检察总长。1793年，杰斐逊因为和华盛顿意见分歧，辞去国务卿职务，华盛顿任命伦道夫接替。一年后，伦道夫也和华盛顿意见分歧，也辞去国务卿职务。这可以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美国建国之初从事政治活动的，大多是些有理想的人。他们是政治家，不是政客。他们对职务地位之类不很看重，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十分较真。梅森和伦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当然看不惯麦迪逊的随波逐流，也不会随随便便就签字。8月31日，梅森甚至说，他宁愿斩断自己的右手，也不愿意举手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宪法。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翻前面的部分，便不难发现他们两人这样耿直倔强的言论很是不少。细心的读者当然也不难发现，梅森、伦道夫和麦迪逊其实早有分歧。6月4日，全体委员会表决是否设立一人为全国行政官时，维吉尼亚代表团就内部分裂，华盛顿、麦迪逊、麦克朗、威思赞成，伦道夫、梅森、布莱尔反对。在其他场合也一样。他们可不管是不是一个代表团的，要不要“统一口径”，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不留情面。8月13日，讨论众议员公民资格问题时，麦迪逊说舍曼的意见乖张无理，梅森马上顶回去，说舍曼的意见恰如其分。也正是从这一天起，梅森和伦道夫配合默契，逐渐与维吉尼亚代表团分道扬镳。麦迪逊的同盟军，其实是宾夕法尼亚的威尔逊和纽约的汉密尔顿。

现在我们要说到格里了。四十三岁的埃尔布里奇·格里是麻萨诸塞代表，十八岁就毕业于哈佛大学，二十八岁当选麻萨诸塞议会议员，追随塞缪尔·亚当斯争取独立，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签字，堪称老革命。皮尔斯的《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说他的第一品德，是热爱自己的国家；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直言不讳、不屈不挠。这也是有事实为证的。1779年，格里进入第二届大陆会议财政委员会，主持过一段工作。1780年，邦联议会决定改组财政委员会，格里大吵一架，愤而出走，三年不参加邦联议会工作。在制宪会议上，有代表说“凡不是格里提出的动议，他都要发表不同意见”，看来是个唱反调的专业户，或者说是一贯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检索制宪会议纪要，格里反对的动议有：第一院议员人民选举（后改为同意，但希望另一院改变选举办法）；行政官全国议会选举（主张各邦议会选举）；宪法由人民批准；全国议会有权否定各邦立法；全国司法部门参与立法覆审；行政官可以连任，设立副总统等。主张的议案有：行政官有权否决立法，但参众两院可以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再否决；全国行政官由各邦行政官选举；新邦的席位不得超过大西洋沿案各邦等。不难看出，这些意见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不过，格里的动议虽然常常被否决，却不能说没有道理。比如第一院由各邦人民选举，第二院由各邦议会选举，全国行政官由各邦行政官选举这个方案，就在诸多方案中独树一帜。格里是个我行我素的人。

看来，格里、梅森、伦道夫拒不签字，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但这样三位举足轻重的人在最后时刻不肯合作，总归不是什么好事。于是，富兰克林只好再次出面劝说。

最后的劝说

9月17日，坚持到底的四十二名代表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刚开始，富兰克林就拿着一份讲稿站了起来，并请他的同事、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代为宣读。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富兰克林不能久站，每次书面发言都由威尔逊代读。在这篇深情而智慧的讲稿中，富兰克林说，他承认，对这部宪法的若干部分，他到现在也仍然不能同意，但他没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同意。相反，活了这么大的年纪，他深知没有人能够一贯正确。因此，年纪越大，越倾向于怀疑自己的判断，而更尊重别人的意见。富兰克林说，的确，大多数人，也和宗教里的大多数教派一样，以为自己拥有全部的真理。凡是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就认为是谬误。就连许多平民也都是这样。这种自以为是，曾被一位法国太太表现得极为自然。她在和妹妹发生争执时说：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妹妹，可是我从来也没有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