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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国会、总统、法院既然都不过是人民授权的执法者，那么，他们的权力就是有限度的，也是必须受到限制的。这种限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宪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即“限政”；二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即“制衡”；三是政府各部门的自我约束，即“自律”。但不论哪一种限制和约束，都是针对治权的，因此应将其区分为权力和权重。权力越多，权重就越小，反之亦然。这就是宪政。这是第三笔帐。

美国政府三大机构的关係就是这样。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个头最大，权力最多，权重就应该最小。国会次之。最高法院权重最大，可以否决总统行政国会立法，因此个头就应该最小，权力就应该最少。大家看看，这笔帐是不是算得很清楚？

中国古代国家的帐就不那么清楚了。首先第一个问题，主权在谁那里，就不清楚。传统的说法是主权在君。秦以前，在周天子，然后再由周天子分封下去。秦以后，就只属于皇帝了。辛亥革命以前，大家都这么想，这么说，这么认为，倒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周王和皇帝的主权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说不清楚，只好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即上天垂爱，授命天子，这就是“天命说”。但是，皇天上帝可以授命，也就能够收回。收回授命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革命”的结果，则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巧取（宫廷政变），二是豪夺（武装夺权）。审之于历史，则巧取的少，豪夺的多，而且总是伴随着民族的灾难，饿殍遍地，烽火连天。这也是君主制和民主制的重要区别。民主制国家主权在民，国家主权的拥有者──人民，永远不会缺位，也永远无可更换。所以，真正的民主制国家只有“换届”，没有“换代”。换届是和平的，换代则不一定。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国家主权既然在君，那就用不着跟谁签合同了，要签也是跟皇天上帝签。这就等于不签，故中国古代无法。如果说有，也只有“律”。法和律是不同的，儘管有法必有律。法是约法，即合同；律是律条，即条款。合同必须由平等的双方或各方来签订，条款却可以由一方定了交另一方执行。中国古代的所谓“法”就是如此，是帝王制定了交由臣民执行的，所以叫“王法”。王法既然是王定之法，帝王就可执行可不执行。同样，天命既然是天授之命，帝王就可认命可不认命。结果是什么呢？是“无法无天”。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帝王既然可以“无法无天”，他的权力就是没有限度的，也是无法受到限制的。因为能够限制他的只有天，这就等于没有限制。所以，儘管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也曾设法限制皇帝的权力，却每每不能成功。相反，从秦汉到明清，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最后只好寄希望于皇帝的“敬畏天命，自我约束”。这个其实靠不住。结果是，权重原本就大的皇帝，权力越来越多，分量越来越重，秤砣也就变成了钟摆。

实际上，只要主权在君，就不存在主权与治权分离的问题。民主制国家之所以要将主权和治权分开，是因为人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只能授权民选政府代行治权。君主制国家则不然，其主权只属于君主一人，你又凭什么要他把治权转让出去？如果他有兴趣也有能力，完全可以干纲独断，实行君临天下的一人政治，这就是“人治”。当然，如果他不想大权独揽，也可以和文武百官共治天下，实行官员代理的官僚政治，这就是“官治”。究竟应该实行“人治”，还是应该实行“官治”，则从来就没有说清楚过。何况即便是“官治”，官员也只是皇权的代理人，自己并不真正拥有治权。治权仍然是皇帝的。皇帝想放一点，就放一点；想收回来，就收回来。皇帝手中的治权究竟应该放，还是应该收；应该放多少，收多少；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统统都是一笔糊涂帐。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则权力应该怎样分配，怎样监督，怎样约束，怎样制衡，也统统都是一笔糊涂帐。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是人民共和国了，主权已经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人民政府代行治权，因此前面那笔糊涂帐不算也罢。

第40章 有话你就直说——读薛涌《直话直说的政治》

牛仔总统愣头青

薛涌先生把他的“美国政治笔记”名之曰《直话直说的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是很准确的，也是有深意的。去年美国选总统，许多欧洲人和中国人都看好克里，认为他会胜出，也希望他能胜出。抛开政治倾向不说，单说形象，双方就没得一比。布希一口土腔一脸傻相，切尼老态龙钟并无魅力。克里呢？高大英俊堪称王者气派，他的副手爱德华兹也风度翩翩十分绅士，两个都是很有文化的样子。有文化的人总是同情有文化的人。于是大家就想，上一回美国人看走了眼，或者算错了票，这回难道还会犯同样的错误？然而选举的结果，是克里和爱德华兹败北，布希和切尼连任，让这些有文化的人跌破眼镜。

这事着实让人想不通。在有文化的欧洲人和中国人看来，小布希这哥们儿怎么看都“望之不似人君”。此君的智商之低和水平之差是人所共知的，上次竞选时连巴基斯坦的政府首脑是谁都不知道，说起话来也是荒腔走板，比如：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