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族”，而与卑贱的歌jì白头偕老，事实上并不可能；而李甲之所以为孙富的游说所动，首先考虑的也不是那一千两银子，而是回去后如何向父母交代。他们既然无法背叛自己的阶级，当然也就只好背叛真心爱着他们的女人了。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娼jì之（四）风雅与才情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jì女的爱，便不难发现，这种爱情多半发生在所谓“才子”的身上。
这似乎也是中国传统爱情的一个模式，即“才子佳人式”，与西方的“英雄美人式”迥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就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的英雄们，至少有一半是以“不好色”相标榜的。jì女们如果想爱英雄，便难免会“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像潘金莲挑逗武松那样自讨没趣。才子们便不同了。他们向来就以“嘲风弄月，惜玉怜香”为本色，这就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就像前面说的郭时秀爱王元鼎那样，因“怜”而生“爱”。
更何况，中国的青楼女子，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极有才情的。随便举个例，宋代名臣赵拚，在担任益州路转运使、加龙图阁学士衔而知成都时，有一次偶然看见一位头戴杏花的jì女，颇有好感，便随口赞曰：“髻上杏花真有幸。”谁知那小蜜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这实在对得太妙了！“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而且“杏”与“幸”谐音，“梅”与“媒”同韵，格律工整，对仗贴切，意境含蓄，水平之高，令人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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