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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齐雅秀是巧智中略带粗俗，那么，郭时秀便巧智中略带权谋。郭时秀是唐代名jì，与文士王元鼎感情极好。中书省参政阿鲁温也有意于郭时秀，有一次便半开玩笑地问郭：你看我和王元鼎比怎么样？郭时秀答：“参政，宰臣也；元鼎，文人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这个回答实在太妙了。它既解释了自己的感情（王元鼎是多情文人，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婉拒了阿鲁温（您老人家是国家栋樑，自然不屑于儿女情长），又不得罪阿鲁温（国家栋樑自然比多情文人身份高，面子大）。这样的外交辞令，便是苏秦、张仪之辈，只怕也要自愧不如。

有这样才思敏捷、口齿伶俐的jì女作陪，社会活动能不生动活性、大见成效吗？所以，自唐代始，许多礼仪活动都少不了jì女到场，而许多重大决策竟会在青楼酒店拍板。

以上种种，便是青楼的功能所在。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娼jì之（三）“婢不如jì"

青楼的种种功能，不少是家庭所不具备的；jì女的种种才能，也往往是妻、妾，婢们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jì女与妻、妾、婢的身份完全不同，所以能为后者所不能。比方说，你总不能让妻妾出来陪酒，或让姬婢在陪酒时说什么“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吧？

但上面说的这些，还不是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而且“婢不如jì”的主要原因。据我看来，妻、妾、婢都不如jì的原因，主要在于只有与jì女，才有可能（当然并不一定）建立一种无拘无束、轻鬆自由的异性朋友关係。

传统社会中的男人，难以与其妻、其妾、其婢建立这样一种朋友关係，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前已说过，夫妻关係首先是一种礼仪关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行礼如仪。客气倒是客气，但也生分；文明倒是文明，但也隔膜。他们更多地只是合作，共同完成结缘继统或成家立业的任务，而不是交换思想，交流感情。总之，夫妻之间，公务多于私情，礼仪多于性爱，自然难以成为好朋友。

男人与妾的关係，首先是主仆关係。一个要端架子，一个要陪小心。妾在夫的面前，唯唯喏喏，恭恭敬敬，有话不敢说，出了差错自己先跪下来请罪，哪里又有平等对话可言？既不能平等对话，又怎能成为知心朋友？

男人与婢的关係，首先是主奴关係。既是奴才，自然更没有资格与主子“平起平坐”了。即便某些“开明”的主子，可以不把婢当奴才看，但另一方，却无法在心底抹去“奴婢”身份的阴影。更何况，婢女多半没有文化，很难与爱她的主人有共同语言。她们更多地只能从生活上去照顾男人，给他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庭环境，却很难在思想上与他分忧，感情上与他同乐，更遑言诗词唱和、弦管应答了。婢，当然不如jì。

总之，夫与妻、与妾、与婢的关係是一种不平等关係。这种不平等关係使男人感到“一览众山小”的优越，却也能使他体验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当然，男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也使他们之间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

因为爱情是以平等为前提的。

那么，嫖客与jì女之间的关係，难道就是平等的么？话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但应该承认，有这种可能。

嫖客和jì女之间的关係，既不是君臣关係、父子关係、夫妻关係，又不是主客关係、主仆关係、主奴关係，而是一种买卖关係。在市场机制较为健全的条件下，买卖关係其实是一种最平等的关係，即价格面前人人平等。谁付的钱多，谁就能得到最好的服务，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金钱以外，能起到作用的，就是个人的魅力，如年龄、相貌、风度、谈吐、才情等，也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所以，宋徽宗与其臣周邦彦同嫖名jì李师师，师师更倾心钟情于周邦彦，徽宗皇帝也无可奈何。虽因“吃醋”而罢了周邦彦的官，后来又只好把周召回，任命为大晟正。这正是青楼不同于社会之处。在青楼之外，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一进jì院，管你诸侯将相、公子王孙，抑或落第文人、发迹商贾，大家都一样，都只有一个身份——嫖客，因此可以不论尊卑，不守礼仪，不拘行迹，纷纷解囊共买一笑，岂不是“大家一样，人人平等”？

实际上，jì院对于它的“客户”，从来就是“平等”相待的：一样“来的都是客”，一样“全凭钱一囊”，一样“相逢开口笑”，一样“过后不思量”，当然也一样软刀割肉狠“宰”，而且宰完后一样“人一走，茶就凉”。“一样”并不等于“平等”，但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一样”总比“不一样”让人心理平衡。于是青楼便成了封建等级社会的“心理制衡器”。

至于嫖客和jì女之间，身份也是“平等”的：你是浪子，我是荡妇，你嫖娼，我卖yín，大家都不是“好东西”。所以，你不用摆架子，我也不用装样子，光脱脱，赤裸裸，反倒真实。谁也不用笑话谁，谁也不用蔑视谁，谁也不用害怕谁，谁也不用提防谁，完全用不着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装腔作势、做态摆谱。可以说，社会和家庭开的是“假面舞会”，而jì院与青楼开的是“脱衣舞会”。前者文明，后者粗野，前者高雅，后者下流，但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