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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方面，性必须说又不可乱说，另方面，性必须做又不可乱做。不可做，就只好说；不能正式说，就只好不正式地说。一路“砍价”下来，最后的成交就是閒话。

但，中国人的爱说閒话，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前面屡次说到的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是“无爱之婚”和“无性之恋”。婚姻中没有爱，就只好到婚外去求爱；生活中没有性，就只好言谈中去说性。因此，才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jì，jì不如窃”，也才有田间陇上、街头巷尾的“閒话”。

更何况，“窃不如说”。

所谓“窃不如说”，也就是“偷情”不如“閒谈”。首先，偷情要有对象，这个对象不好找；其次，偷情要有胆量，这个胆量很难有；第三，偷情要有地方，这个地方不易寻；第四，偷情要有金钱，而多数人大约掏不起。正所谓“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无贼地，有贼地无贼钱”，如此算下来，岂非“可望而不可有”？

说閒话就便当多了。对象不用寻找，场地不用选择，腰包再瘪也没关係，一张嘴皮就是本钱。更何况，偷情是要担风险的：社会不容，家庭不许，舆论要谴责，有关部门要追究。一旦事不慎密，被人捉jian，光是那份丢人现眼，便足可毁掉自己的一生，这实在太不值了。说閒话却没有风险。首先，閒话是人人爱说，个个爱讲的。既然是一种“公众行为”，也就“合理合法”。即便讲错了，也“法不治众”。其次，閒话说得再过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做。“君子动口不动手”，既然并未动手，便仍是“君子”；反正古人有训，“论迹不论心”，并不怕道德谴责。第三，閒话原本不过是閒话。说的人不当回事，听的人也不当回事。如果谁把閒话当回事，那就是“神经病”。如果不是“神经病”，则可能是“假正经”。道理很简单：我们都不当回事，为什么你偏偏当回事呢？我们都没听出什么来，为什么偏偏你听出来了呢？“言者无心，闻者有意”，看来还是你自己心里“有鬼”。有鬼才“见鬼”。你既然“见鬼”了，则只能证明你“有鬼”。那么，有谁愿意承认自己“有鬼”呢？没有，所以，也就不会有人出来制止别人说閒话。如果有谁出来制止，即便不被目为“有鬼”，至少也会被认为是“多管閒事”，让人讨厌，弄得自己没人缘。

说閒话既没人管，自然“不说白不说”。更何况，不说閒话，风险更大。因为中国人一贯认为，“咬人的狗不叫。”你既然不“说”，那就肯定会“做”。不说的原因，无非是做得太多，竟然懒得说了。否则，为什么不“与民同乐”呢？

閒谈不仅比偷情更少风险，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比偷情更多快感。

首先，偷情总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对象，閒话却并无限制。上至公主皇妃，下至村姑野妞，甚至狐鬼蛇怪、玉女神娥，都可以当作“准情人”，或爱慕，或意yín。其次，偷情诉诸行为，閒话却讨诸想像。行为带来的快感是实在的，也是有限的；想像带来的快感是虚幻的，却又是无限的。它甚至可以创造行为所不可能得到的快感，至少也能避免与实在快感共生的实在烦恼。第三，偷情总有顾忌，往往很难尽兴，閒话则百无忌讳，自然不妨放肆。性，无论是做，还是说，总以“放肆”为乐。人的性生活所以大多要在晚上或在密室中进行，就因为只有在那种条件下，才可以不顾廉耻而为所欲为。偷情既然是“偷”，便总难免在心理上有阴影、有障碍。可以毫无顾忌而大偷特偷者，大约真的只有那些“少廉鲜耻”之辈了。对于大多数尚有羞耻心又有偷香意的人而言，还是“窃不如说”。

但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只有閒话，才使性变成了一种可以分享的快感。性不是两个人私下里快活的事吗？为什么要分享呢？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它是“隐私”，也因为它是“禁忌”。我们知道，禁忌往往是“诱惑”的同义语。一种东西，如果不构成对人的诱惑，也就不会成为禁忌。同样，许多东西，如果不是因为成了禁忌，也许就不一定会对人成为诱惑。比如一堆一文不值的破烂，如果被特地锁进了保险柜里，说不定就会有窃贼来探个究竟；而价值连城的珠宝如果随随便便地放在一个极不起眼的木盒中，说不定便反倒无人问津。性原本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但自从它变成禁忌以后，便无端地产生了神秘感，成了人人都想打探一下的事情了。从这一点看，性禁忌的设计者，实在是大大地失算。

更何况，性不仅是禁忌，而且是隐私。隐私这个东西，也有两面性，即一方面必须是被遮蔽的东西，另方面又必须是被公开、被暴露的东西。不遮蔽固然不成其为隐私。不公开、不暴露同样也不成其为隐私，因为如不公开暴露，人们就根本不知其存在，当然也就无从知道它是“被遮蔽者”。但是，一个东西，一旦成了“被遮蔽者”，差不多也就同时成了“必须公开和暴露者”。这和禁忌同时成为诱惑，是一个道理。

閒话，便正是性的“解禁”和“解蔽”。

閒话使性成为可以公开谈论的东西，这就是“解禁”；閒话使性成为人人得以知晓的东西，这就是“解蔽”。但是，这种禁忌的解除和隐私的暴露又并不“犯规”，因为它不过只是“閒话”，是当不得真的东西。这可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