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迴的时候迂迴。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
而汉文帝是考虑的，所以他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就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采纳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为什么说晁错来主持削藩是不对的呢？削藩不是他的政治主张吗？他提出这个政治主张就让他来推行不是很合适吗？我们要看削藩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晁错论》一开始，苏东坡就提出一个观点来，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埋藏着隐患，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那样一些人才可以担当这样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因为按照苏东坡的观点，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第一个条件，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厉害关係，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都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想清楚了没有呢？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这八个字，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有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没有了，所以不具备第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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