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独酌。老头在门上急擂一阵，大拿三言两语问罢，回答不出外诊，就把老头轰出门外。老头找个地方方便一通，踅回来又是一阵擂门；大拿在里置之不理。老头擂得心火上攻，眼角刺痛，从破皮鞭内抽出利刃，一刀削了插销。见大拿横竖不肯上山，便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将他劫持上马。
然而，倪娜还是死去了。大拿便成了众矢之的。知青们联名告到区里，控诉他贻误时机，见死不救；区里见民愤极大，便要求场部处理。场部将他一撸到底，发配到最边缘的知青连劳动，言明以观后效。
我总觉得类似的惩罚太皮毛，不过是剎一剎人的尊严。倔傲一世的大拿大夫变成个谦卑的烧炉工，却带着大夫的习惯：戴口罩，手套，把柴摞得极规则，站得远远的看那炉口倒喷出青黑瓦蓝的浓烟，悲悯地摇着头，仿佛面对一个濒死的病人。
那种阴错阳差触动着我，仿佛那种屈辱正在漫蔓，成了公众的一个笑柄。有许多次，我帮他架上了火。他面带三分笑：
“你真是个善心人。”
“善良不是橡皮膏，可以到处乱贴的。”我冷冷地回敬他。
“你去学习的那事，真是个误会。”他厚着脸皮说，“天大的误会。哪天咱们聊聊。”
“它对我已毫无价值了。”我说。
他呵了一声，从此再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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