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隔了些日子，张之道抱来个硕大的收音机，说这礼物送我；照例是带着那种柔软的韧性，不容人推辞。事后听说为了装成这台高级的收音机，他用去了一年半来所有的积蓄。
我总在思索如何让他收回那昂贵的礼物，他的慷慨是小开式的，让我觉得有味；但他单纯得如一本新书的扉页，油墨飘香，而我，我的那本书已翻出了多少页；这样的交往似乎荒唐可笑。
我为此彻夜难眠，感到自己又辜负了一个男孩。我甚至在内心隐隐责怪起母亲，是她牵着我手，引入此种尴尬的境地。
这个家不可避免地变成个暂住处。我的小床早已拆除，母亲说，不用搭铺了，反正住不长。母亲那种淡如水的口吻让我吃惊，儘管她没说错，假期有限；但感情难以用错或对来划分，感觉更是如此。我跟母亲合睡一床，各占一头，心里总是凄凉。
母亲日日早起，製成了成肉、鱼鬆什么的，一袋一袋封存着。“还要些什么？”她问。
“无所谓。”我懒懒地说。
“不是都说那儿荤菜少吗？”
“嗯！”我说，“还可以。”
她没作声，手头索索地动作着。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嘆了口气：“我不知你究竟想些什么！”
我受伤般地感到心里绞痛。母亲变生疏了，她仿佛已习惯于远远思念女儿了；我的出现，犹如家中添了个垂头丧气的閒散人员，让她难以真正接纳。
然而，真的同母亲动刀动枪地顶嘴，是发生在那之后的一个夜晚。母亲问起我在连队的情况，她的提问使我觉得她完全像个陌路人，那种深刻的距离感让我灰心绝望。
“你怎么没打入党报告呢？”她问。
“我不够格。”
“我同事的女儿去了半年就入党了；她们领导答应首批抽调她到工矿。她工作积极，待人从不疙疙瘩瘩的。”她慢慢悠悠地说，“她在那里争气，父母也有个盼头。”
“可是，我在那里也没有做过不争气的事。”我想到那次破灭的上调机会。陡地感到前途渺茫无望，永远兑现不了母亲的期望。
“你脾气变古怪了。”她不满地说着，翻转身子，想结束这场谈话。
我一骨碌坐起，狠狠地说了一通绝情话，我说在外面苦了一年半，回来还受冤气；我说知道家里人嫌弃我，巴不得我早走。我说起这些蠢话居然得心应手，很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越说越激烈，忽然没法收场了；我又怕起来，怕这么无休无止下去，怕自己从此擦不净那个蛮不讲理的形象。
我恸哭起来，为过去也为未来无穷无尽的压力；为母亲彻底失去她的爱女也为自己失去了母爱，一无所有。后来母亲也绝望地啜泣起来。在这片哭声中，母女从遥远得够不着的地方渐渐接近，但是仍站高一尺之遥，相互辨认着，戒备着，不得鬆弛。
翌日清早，我醒得绝早。母亲已忙碌完毕，正在门口同邻居搭话：
“那里苦，吃杂粮。”母亲说，“想让她多带点去。”
“就是呀，哪家有知青，哪家大人就倒霉。”
母亲淡漠地说：“那有什么办法！”
“听说东北六谷粉营养料是不坏的。”
“哦！”母亲说，“下趟让她带点回来，上海吃不到，也稀奇。听说蒸糕吃还可以。”
我觉得自己在沦落。我一向以母亲的骄傲自居，然而当我苦苦在外挣扎了一年半之后，却失去了这种资格。那太不公平了。我没大发雷霆，我感觉已无此必要——生活缺少了那根支柱，我就变得平平淡淡，活着等于没活。
晌午时，我收到钱小曼姗姗来迟的信。她给我带来个震撼人的坏消息：连里的拖拉机房失火，朱庆涛冲入火场，被火烧成重伤，右耳失聪，左眼失明。她在信中表示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在末尾处，她提及，区知青办动员她的恋人办病退返城手续，但他拒绝了，既为爱情也为他自己。他说，回沪后就不再会有人懂得你了。
泪水渗出眼角，那种悲壮的流泪我还是初次。对那个黑苍苍的残废的男人的话已铭刻心间，我生命的疆域也在那寒冷的地方，离开那儿，我一事无成！
我心平气和地在外面跑了一下午，先是买好了回程的车票；随即又去商店买了墨镜、助听器、拐杖，我想或许他用得着。不知是因为他的不幸还是因为那句由衷的充满隐痛的话，反正我被感动了，那种情感一发即不可收。从此我便在心里视他为兄弟。
走到家门外，远远瞥见那人情味极浓的深黄色灯光。我忽而感到步履沉重。我走过的是一条何等消磨人的路！推开门，灯光洒了我一头一脸。屋内传来一片欢乐声：
“总算回来了！”
“大家等你过生日呢！”
“寿星，快举杯！”
原来我才十八岁！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还会有惊心动魄的未来，还会有无数新的盼头。我忽然强烈地感恩起来，感激这个数字吉利的年纪。
我抬起手，把眼泪擦得干干净净。
我属马（代后记）
我属马，出生在三月，命中注定是匹忙忙碌碌的马。初中毕业即去大兴安岭林区“上山下乡”，一住就是八年，做过近二十种工作，是一位熟练的油锯手、烧炉工、厨师。一九七九年返回上海时，带回的除了厚厚的散发着油烟味的日记之外，还带回了胃病和关节炎。
回沪后写作勤奋，初见成效，着有长篇小说《十六岁少女》、《孤女俱乐部》、短篇集《少女罗薇》、中篇集《秦文君中篇儿童小说集》等。一日得閒，细细计算，居然也有二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