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是一个名人，是名人中的名人——总统，那么人往往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还则罢了，但我分明不是呀。坦诚的结果，不是等于自己在公众面前剥光了衣服，完全丧失了总统的尊严吗？这将会置我的家人于何地？事关我的道德品行，承认了我还有何面目继续做总统呢？我还有何资格呼吁社会道德化？我还有何资格批评别人的不道德呢？继而会想到他那一个党派的得失、他那一届政府的公众形象，以及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威望和声誉，以及他卸职后历史对他的评价——毫无疑问，一位是大国总统的人，他选择坦率的压力是更巨大的，顾虑是更多的，也需要更非凡的勇气。这时他心里也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另外一种想法——凭总统的影响力和权力，难道不可以靠狡辩、掩饰、否认，顺利地摆脱开去吗？
而这时他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冒比坦诚的结果更难估计的危险了。
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党派斗争每每势不两立、新闻监督一向无孔不入的国家里，哪怕是总统，尤其是总统，几乎註定了最终必成法律的俘虏。
在美国，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企图掩盖某一事实——比如婚外性关係，可能反倒容易些。而一位总统要成功地掩盖这一点，简直比用手掌完全掩盖住自己的脸还难。因为他的企图掩盖，必定刺激新闻界更大的“窥淫癖”——这一点在美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突出，可称之为“美国综合征”，也必定更加刺激起他的敌人攻击的能动性，同时必定会激怒法律。而这时他要应付的已不单单是新闻界的骚扰，要抵抗的也不单单是政敌们的进攻了。他的最坚决的敌人，已经是权威远在其上的法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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