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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如此这般的十分具体的近半径生活内容里的问题，更没有人敢向他们保证什么和许诺什么。他们的命运仿佛是被掌握他们命运的人们决定着，可又仿佛没有一个人敢负责任地对他们说——相信我吧，我完全有这个能力。尤其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自己分明的仍无法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我便想起了有位朋友对我衷告——大事上须糊涂些，小事上须清楚些。

记得当时我说：“这话我并不陌生，是林彪说过的话，不过你说反了——他说大事上清楚，小事上湖涂。”

朋友道：“我没说反，是林彪说反了。所以他自以为是个明白的人，其实并非是个明白人。”

我问他此话怎讲？

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地启发我——这世上的大事，原本是时过境迁，是非频变的。许多当年似乎绝对正确，绝对不会改变结论的事，不是一桩桩一件件随着时代的嬗变而被予以否定了吗？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横看成岭侧成峰。惟许多小原则，从古至今，仍被普遍的人们俗守着。比如你借了人家的钱，你总是该还的吧？你欠了人家的情，你也总是该铭记着的吧？你过马路，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吧？倘你违犯了交通规则，被汽车撞死了，责任首先在自己吧？……

记得我第一次从报上读到关于某些大款华宴一席几千几万的文章，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觉得中国人怎么如此的不可救药？一旦暴富了起来，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知自己姓什么？少吃那么一顿，省下钱捐给穷苦地区的失学儿童，不是也多少地向社会施与了一份同胞间的温情，体现了一点儿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对仍在贫穷之中生活着的中国人的同情心吗？

然而即使像我这种动辄感想万端的人，当你第十几次从报上读到这类文章时，你还会有初读时那些感想吗？你还会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吗？你还会唱嘆什么吗？

所以，以至我从报上读到南方的大款们吃掉了百万元一席的“黄金宴”时，甚至只觉得是有意思的事了，好玩的事了。

我想，对于普遍之中国人，某些原本振聋发聩，具有社会警醒性的事，大概正是这么样，最终竟无奈地成了和报上花边内容一样供人看看知道而矣的閒适性文章了吧？

倘说自己毫无感想，也不实事求是。感想终归还是有些的。比如对于某些大款和金钱的关係，据我思忖，很像性心理不正常的男人，和被其绝对占有的女人的关係。你不妨想像他巴望占有一个女人巴望了很久很久，那么他一旦占有了她，他蹂躏她，合理合法地强姦她，其快感与正常男人相比，肯定是巨大十倍以上的。

某些暴富的大款们穷奢极欲挥霍金钱的心理，我敢肯定地说，绝非某些文章一言以蔽之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摆阔，为了显气派。而也是，甚至根本上就是——一种病态的性心理的症状。对于这些男人，金钱和女人是一样的东西。甚至是比女人更性感的东西。强姦女人法律难容。既或对于妻子，肆意蹂躏和性虐待之丑行，倘妻子不是同样病态的心甘情愿，难免也是要诉诸法律的。而强姦、蹂躏、虐待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比女人更性感，也和女人一样性感的金钱，却绝对是不必有丝毫顾忌的。因为金钱是不会控告它的占有者的。与女人相比，金钱，只要一个人占有了它，它是绝对百依百顺的。而且，强姦金钱，对某些暴富的大款们来说，肯定有种仿佛对世上的全体女人都强姦了似的特殊的性体验。无疑的，在他们看来，金钱不但是和女人一样的东西，而且意昧着几乎是一切女人的主宰。他连一切女人的主宰都强姦了，世上还有哪一个女人是他不可以强姦的吗？这就好比旧中国某些有钱的嫖客，当他们嫖到后来，指一个嫖一个嫖得够了的时候，他们的性慾望居然会令人匪夷所恩地转念到老钨的肉体上去。对他们，那似乎意味着最后的一次性的统统强姦。往往的，在那之后，他们也就阳痿了。

在商品时代，在一个正在走向极端商品化的时代，某些女人，尤其某些天生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无论情愿或者不情愿，或者内心里情愿表面装得扭捏，在某些暴富而质劣的男人眼里，皆难倖免地不过是不标价的商品。是消费品。

他们中的一个忽然问我——“你对当代青少年中的‘追星族’怎么看？”

我说：“那是群体化了的普遍的性心理现象。”

我的话使人们面面相觑起来。

那一时刻，我倒真的候忽间感到特别的不自在，特别的尴尬。

我可能是一个显得太缺少“容纳”性的人吧？我的话是否太不客气太一针见血了呢？他们会不会认为我对当代青少年太尖刻了呢？

“可当年你们也追过‘星’。毛主席也是‘星’，‘大救星’，这你又怎么解释？”

我说：“那是全民化了的普遍的宗教心理现象。”

“这么说你们当年是源于信仰，而今天的‘追星族’是性衝动使然？”

我说：“我的话没有褒耶贬耶的含意。当年的一代，普遍营养不良，导致身体的生理髮育成熟太晚。比今天的青少年普遍要晚二三年，甚至三四年。当年的一代，普遍的‘思想营养’过剩。‘思想营养’是提供给精神的热能。精神的热能只能推动精神的行为。它不同于从食物营养中吸收的物质性的雄性或雌性激素，所以当年的一代和现在的一代，在表面的同一现象上，有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