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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宁愿受猴子做的广告的影响。

那时我并不能明了，“改革开放”最终要呼唤来的乃是一个商业时代。我想我的许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实我们当时呼唤的不是未来，面是过去。是建国以后“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暂的中国梦的片断。它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乌托邦的美好光彩。

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当时代宣布改变了以后，绝大多数人是只能也随着改变的。若时代变而入不变，那得有极其雄厚的资本和异乎寻常的资格。你如果企图超脱于商业时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传的产业足够养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费祖业的方式，也必是商业时代的方式。你的消费倾向，也必受商业时代的影肉。你如果不得不以商业时代的规则谋职谋薪，不管伤思想上以多么激烈的姿态抵抗它，你实际上已经屈服于它了。

纵观世界，非商业色彩的艺术和文学已属凤毛麟角。我不想声明我一定加入风毛田角。因为我做不到，还因为我不认为只要带有商业色彩了，艺术便不再艺术，文学便不再文学了。清高如郑板桥者，也是为自己的画明码标价过的。更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一个商业时代的小说家，靠稿费尽家庭经济责任，而又能相对严肃地进行长久的创作，乃是很“诚实的劳动”之一种。比之不能这样，而不得不向国家伸手讨索，讨索不到就牢骚满腹怨天龙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