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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中国当代大文化的“文化人”们，其实充当着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他们有时过分卖力地粉饰太平，装演盛世，将中国大感觉的种种优患滤去了，虚化了。更严肃地说，当优患成祸之时，这也是一种罪过。

综上所述，我们纵观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成分构成，必会感到，这一阶层似乎缺少某种至关重要的成分。此困惑没错。它缺少的乃是知识分子这一成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阶层成分构成合理的国家，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层的主要成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似乎缺少某种历史的背景，这使它的总体阶层形象未免显得过分单薄，是一种平面的“纸板形象”，而非是一种雕塑般的立体形象。

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好比大观园里的头等丫囊忙里偷閒为情人匆匆赶做的一隻绣花枕头。

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如能加人“正宗”知识分子们这一种“茶叶后”就好了。

“科研”和工业落后主要由于教育内容和制度的畸形。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有识之士都深批痛伐过的。

“文人”当官，并不全为着“治国平天下”，也为着一生的荣华富贵。因为“书中自有颧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在他们想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力士拔靴、贵把研墨”之类，纯粹是“文人”们编出来的，是“文人”为“文人”镀金身。既满足着“文人”们一心想当官的精神寄託，又似乎雪洗了大多数“文人”们一向“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屈辱。

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一切知识分子，似乎皆不太情愿正视李白也是想当官的，当不成官了也是很失落很苦闷的这样一个事实。因为那么一来，偶像倾斜，自己们的形象也是会大受损害的。

至今，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乃至一切知识分子，总是齐心协力地、心照不宣地维护着李白不愿当官的高傲名声。而在这一点上真正高傲得起来的，却只见越少，不见增多。

中国古代“文人”一旦当不成官，终生布衣，并且家无祖业的话，其生活境况，也着实的可怜。

而在中国，国即党，党即国。

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心理，既不但余悸难消，而且感激椎恐不诚。有些人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获得“解放”的亢奋并不掺假。有些不过是做戏，心中其实耿耿于怀。耿耿于怀固然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做戏给人的印象却无论如何也是不舒服的。

我们这一个民族，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是非常善于由衷地呵护这一“惯例”的。不懂这一点的人将被视为蠢蛋。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嚮往官职，热衷于追求官职的另一种心理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当局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任到家了似的。

而这是极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钻文求官的心理特征。

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皆大同小异地有些“文人”化了。而“文人”们却并没怎么知识分子化。

因为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据我想来，在价值取向方面，哪怕是在关于个人之功利的价值取向方面，似乎应是将自己对知识成就的追求放在第一位的，而不太至于将做官误认为是对自己人生的“终极关怀”。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不以移民国外为幸运和幸福，那么证明这个国家的确是富强了。

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以攀权做官为一等人生前途的选择，那么证明知识分子的确是开始凭着知识实力而自信而自立了。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不朽的名言，在商业时代，似乎具有，而且应该具有另外的意昧。

那就是——知识分子凭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实力，具体说是“科研”成果、文化成果、学术成果，概言之是一切“智慧财产权”——既不但对社会和时代作出应作出的贡献，亦应而且能够对提高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负起责任。

如果一个国家的学者、教授、专家们居然连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都达不到，那么，如我前边在分析中产阶层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的质量可想面知。

国家管理者们的责任乃在于，在挑战尚未成为咄咄逼人的事实的时候，预料到某一行业所定会受到的衝击，成功面又稳妥地疏导那一行业的从业者转向他业。好比在三映工程动工之前迁民，而不是在动工之后。

之前和之后的差别就是“下岗”、“待业”和失业。

但中国的转折太快。并且连力和连锁影响太巨大，使国家管理者们根本来不及调遣自如。又因中国人口太多，重工业队伍巨如蟒象。而方法又只不过是“曹聪称象”式的方法。除此古老的方法，中国人还没找到另外更好的方法。起码目前还没找到。于是重工业队伍中的一半以上人，从工人到科技知识分子，成了比重象体的一般“石头”。曹聪用一船石头称出了大象的体重以后，那船石头大约也就永远地留在河边了。

知识结构退化了知识能量减弱了的知识分子，理应受到比目前更好一些的关怀。正如一句名言说的：“曾经宝贵过的东西，即使不再宝贵了，仍应认真加以保藏。否则，你的损失将是人性情慷方面的。”

放眼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才“出产”这样的，每月仅拿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升华了“中国特色”这句话。

中国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物，是国家领导也罢，是“大腕”明星也罢，是“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