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残垣断壁的楼房的最顶屋，在寒冷的冬季他们没有木材取暖，几天才能领到一小块黑麵包。三角形开窗是破的，下雪时雪花落进来，而当太阳移到开窗正中央时，那时候便是那孩子的‘快乐时光’。克鲁普斯卡娅于是指示工作人员为母子俩安排了一个好些的住处，给他们送去烧材、麵包和土豆，还派医生为那母亲治病。后来卫国战争爆发了，那母亲将自己唯一的孩子送上了前线。她说：‘当年苏维埃爱护过我们，我现在舍出我的儿子保卫它。’克鲁普斯卡娅，不但对一个孩子的图画敏感了，还去调查了解了，还力所能及地去解决了，而且向列宁进行了正式的汇报，并建议苏维埃政权即使再困难，也要儘量为那样的一些孩子和母亲做些事情。全苏少年儿童救助委员会，就是这样产生的。我想政协委员在党、政府和社会现实这三者之间，也正是要起到那样一种作用……”
这盘放完，李一泓起身又换了一盘磁带：
“但我们政协委员的职责，又不仅仅是拾遗补缺。我们还要反对身为领导干部的人的错误做法，还要对他们的错误的思想习惯提出批评，有时还要批评得十分尖锐。而有私心做不到这一点，没勇气也做不到这一点。我家住在一条小街，只不过五十多米长的一条小街，和一条大马路形成丁字路口。修那条大马路时，仅沿两条人行道在小街的路口里换了几块新的路沿石。我曾问修路的领工，为什么不顺便也把那五十多米豁牙断齿的路沿石也换一换啊？他们回答说上级认为没必要。我又去建议那上级，他回答说：‘领导的车根本不会往那一条小街里拐！’他们宁肯命令工人们再将那些剩余的路沿石装上卡车运走。运到哪儿去了呢？后来我发现，都卸在一处建筑垃圾堆那儿了。那条小街虽然短，可也住着近百户人家呢！那些人家怎么看这件事儿呢？他们说：‘多损啊，一丁点儿好处的光都不愿让老百姓沾到！这还沾的不是他们家的光。’各位新委员有所不知，修益民公园时，临马路这边儿，花啊，草啊，搞得漂漂亮亮的。可不临马路的那一面，紧挨老百姓住家的那一面呢，连道砖围墙也不砌。下雨天，泥水淌下来，老人孩子常滑倒。我就又去找有关方面负责人，期望能把背面也修修。他们怎么答覆呢？他们说：‘外国人经过马路看不到背面！’——当时，有一批外国游客将到我们这一座城市来访古。往往的，有些事做与不做，做得怎样，并不是财力的问题。有时候，某些事，最终变成了仅仅为上级而做。估计着领导的脚走到哪儿，目光能看到哪儿，就决定做到哪种程度。这一种思想习惯，更需要我们政协委员来反对。不反对，以人为本，就成了以领导为本。习惯都是很顽固的，我们反对起来就很吃力。而凡吃力的事情，就更需要讲究方式方法。发乎善意，是我们政协委员一切方式方法的根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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