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六十余间，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治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士奇之亲家陈元师、伙计陈李芳，开张维号，寄顿各处购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整修花园；杭州西澳，广置国宅，苏松淮扬等处，王鸿绪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
这样，就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以觅馆餬口之穷儒，而今息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当然，“非侵国帑，即削民膏。”成为“国之囊、民之贼”，不诛何待？
高士奇最后一款罪名，是郭琇在江南访闻确实的，早就愤愤不平，此时越发激动，秉笔直书：
圣驾南巡时，上谕严戒债进，违者定以军法从事。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于淮扬等处，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万金，潜送士奇，淮扬若此，他处又不知如何索诈？是士奇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
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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