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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骗局，真间谍和假间谍，双重间谍，黄金和刀剑，炸弹、匕首和行刑队。这一切纠缠在一个又一个的结构中，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真实的”。在二次大战中，为了达成诺曼第登陆的突然性，邱吉尔参与导演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欺骗。围绕“霸王”行动所进行的一系列欺骗活动，其构思之巧妙，方法之多样，手段之诡诈，情节之曲折，都是空前的。据说，为了欺骗德国的反间谍机关，英军曾使用过这样的手段：他们向当时德国占领的法国派出稍加训练的间谍，这些间谍完全不知道诺曼第登陆的真情，他们所知道的都是精心编造的假情报。这些低能的间谍派往法国以后，很快就被德国反间谍机关捕获。他们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于是，德国人从这些间谍的口中搞到了英国人想让他们知道的假情报。由于敌对双方彼此十分警觉，所以对轻易得到的、送上门的情报往往不以为然，而对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偷来的东西则往往如获至宝，深信不疑。所以，佯装疏忽，把假情报泄漏出去，常可以收到奇妙的效果。《三国演义》中关于蒋于中计的描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蒋干本是来东吴说降和刺探军情的，周瑜却佯装不知，布置了一个“酒后吐真言”的假象，并在帅案上放了一封伪造的曹操部将蔡瑁、张允的降书，故意给蒋干一个顺手牵羊的机会。于是，偷来的降书促使曹操处死了两员善于指挥水上作战的大将，使曹操失去了得力的水军指挥，为周瑜扬长击短、以劣胜优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这一故事虽是虚构的，但构思得合情合理。无独有偶。在1948 年的天津战役中，我军前线司令员刘亚楼也导演了类似的一幕。当时，我军正在准备进攻天津，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无心放下武器，却想借谈判拖延时间。这一天，陈长捷派了两名参议员给我军指挥部送信。刘亚楼为迷惑敌人，来了个就汤下麵，顺水推舟，把接见地点由城西杨柳青指挥部移到城北的宜兴埠，并进行了必要的布置。谈话间，凡门重炮声震屋瓦，炮弹呼啸着飞往天津方向，两议员大惊失色。刘亚楼若无其事他说：“二位不必惊慌，这是我军在试炮”。两议员回到城里把情况向陈长捷据实汇报，陈长捷立即断定我军攻城指挥部一定在宜兴埠，主攻方向一定是城北，于是，马上下令把守卫市中心的主力151师调到城北。这正中了我军声东击西之计。

151 师刚到城北就被我军包围，坯没来得及投入战斗就缴了枪。我军东西对进，将天津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分割围歼，激战29 小时，解放天津城，活捉陈长捷。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在军事斗争中，使用诡诈手段是必然的，正常的，放弃诡诈手段才是不可思议的。诸如乔装打扮、冒充敌军；瞒天过海，暗渡陈仓：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悬羊击鼓，金蝉脱壳；调虎离山，借刀杀人等等，这些诡诈手段在军事欺骗中是司空见惯的。虽然对于将帅来说，“眼力比诡诈更重要”，但正确的指挥，再加上诡诈手段的配合，胜利的代价就会大大降低，行动效益就会大大提高。不使用乔装冒充的诡诈手段，沙龙的先遣队就闯不过埃军严密守卫的运河浮桥；不使用悬羊击鼓的诡诈手段，毕再遇率领的守兵就不能金蝉脱壳，摆脱金兵。战争就是用诈的场所，准善于用诈，谁就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四、欺骗策略的随机性

——骗敌有法，但无定法，能因时、因地、因势、因敌而变化者谓之神。

一切正确地反映了军事欺骗规律的欺骗方法是适用于古今中外、通用于敌对双方的。兵家权谋，三十六计，诡道十二法，这些谋略智慧的结晶，对谁都是敞开的，并不格外钟情于哪一方。有的国家甚至公开出版自己的伪装教材和欺骗条令。欺骗方法本身并不神秘，关键是能否因时、因地、因势、因敌灵活运用。孙膑以减灶计示弱，是因为他要诱敌来追，伏击敌人。虞诩以增灶计示强，是因为他要拒敌追击，摆脱敌人。两种策略遇然不同，但都达到了目的。三国有诸葛亮“草船借箭”，唐朝有张逊“草人借箭”，南宋有毕再遇“张伞借箭”，目的都是骗箭，但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就战争中的虚实运用来讲，不过是实而虚之、虚而实之、虚而虚之、实而实之、先实后虚、先虚后实这六种。但这六种策略具体运用起来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比如，实而实之是一种“以真隐真”的策略，其要旨是以巧妙的方法有意暴露自己的作战意图和情况，使敌按照“一骰的欺诈是以假隐真”的思路对我进行判断，从而形成错觉，上当受骗，事物就是这样奇怪，越是直言不讳地粑真情告诉敌人，敌人越是不信，反而把它看成是一种欺诈。因此，使用这种策略常能达成“公开的欺骗”。在1805 年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法军经过一系列的谋划形成决战态势后，拿破崙派人在阵地上大声宣读他发布的进攻联军的命令。在两军对阵的战场上，谁会相信那高声宣读的命令是真的呢？然而正是这大胆泄漏“天机”的举动，有效地掩盖了“天机”，使联军错误地判断了法军进攻部署和企图，迅速从已占据的高地撤出，结果正中拿破崙的下怀，联军被打得大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某师向三所里实施战役穿插，部队一夜疾进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