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太多，故事太少。
第四，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第五，媒体人接受的指令太多，也就是人治色彩太多，调动媒体积极性、用尊重规律的方法去传播太少。
第六，在对外沟通过程中强调“不同”太多，对人类“相同”的基础关注太少。
第七，社会期待传媒公开透明的意识增长很多，相应的保障还太少。
当然，还可以加上，党性谈得够多，可人性谈得有点少，等等。其实，这些“太多”与“太少”，不仅是媒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在沟通时都面对的问题。
先说第一点。这年头骗子跟理想主义者很难区分，我通常会这样判断：只谈方向不提供方法的，就是骗子;既谈方向又能提供方法的，才是理想主义者和建设者。
“方向”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但不需要总谈，或者空谈。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整个大方向基本明确，一次又一次写进党的报告里。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在确立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写进了极具历史意义的两行字，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句话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对未来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过去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新目标的提出，也不会有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这四个字的明确。现在已经明确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是姊妹篇、上下集。没错，“依法治国”相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标，既是方法又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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