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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播出之后，全国众多媒体纷纷跟进，显然，人们并不愿意遗忘。

而这件事也在提醒我们，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人们往往行动效率很高出手很快，但是事情结束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划上休止符，还有很多后续问题需要我们去帮助去继续救援。我们应当为此提出“后救援”的概念，这样，才不会出现人一走茶就凉这样的状况。

其实，SARS的印记并未走远，除去后遗症的患者之外，那些在SARS之中不幸离世的人该怎样面对，要不要对他们的家人有所抚恤?无论死亡的患者还是白衣天使，家属的救助工作开展得如何?而当初的患者们，或轻或重，又是否遗留下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面对他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一个习惯于遗忘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而面对一个并不遥远的SARS之战，过早地遗忘不仅不该，甚至危险。

除去北京，广东或其他省市自治区的SARS后遗症患者又过得如何?也许有的地区人数不多，甚至只有一个，但我们是不是也该找到他，如同拯救大兵瑞恩，只不过，是中国版的。我们能吗?

05我们都是灾民

人到中年，与年轻时相比，总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对阳光与温暖的态度。

年轻时，我可能因为来自北方，一向喜欢寒冷的冬天。家乡的太阳，不管冬天还是夏日，总是充沛，于是，并没有格外在意。

然而年岁增长，发现自己的喜好悄悄在变，对寒冷的喜好，似乎正让位给温暖，与此同时，对阳光的期待与喜爱前所未有。每天清晨，打开窗帘，不管冬夏，如果艷阳天，接下来的都是好时光。

2010年的春天，却让我格外地受打击，冬天迟迟不去，春天一直遥远，这几乎是我在北京遭遇过的最冷的春天，或者说，是最长的一个寒冬。而阳光也格外地吝啬，一个又一个的清晨，一次又一次拉开窗帘，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心情，也在这个春天慢慢低落。

季节的寒冷也就罢了，生离死别的打击却再次降临。或许，我们都没有想到，悲剧可以重来，眼泪居然再落，打击竟然复製。

2001年，我在台湾“9·21”地震的废墟旁，似乎是用十字架的方式为死难者致哀。没想到，七年之后，面临汶川之痛。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强震，几千名同胞的生命转瞬即逝，此时，距离上海世博会的开幕还有不到二十天时间，中国人，在哀伤中沉默。相信大多数人，都在玉树地震后，想到了不到两年前的汶川“5·12”地震，想到了那一段时间自己的心情。

2010年的春天，因为玉树地震，变得更加寒冷，痛彻心扉，而疼痛的感觉，两年前的体会更加强烈。在这两年中，两场大地震，让每一个中国人不管身处何方，都无处闪躲。其实，我们都是灾民，都要一起去面对那打击和伤痛。

在日本，经历一次地震

2008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我有两次近二十天的时间在日本进行采访和报导，尤其是后一个十天，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媒体称之为“暖春之旅”，我们的大量评论和报导都在日本进行，忙得不亦乐乎。

5月上旬的一天深夜，大约一点至两点之间，刚刚熟睡的我被“吱吱”的奇怪声音唤醒，发现自己的床正撞击着旁边的墙，“吱吱”的声音是房门被挤压时发出的。

我知道，地震了。因为上一次製作《岩松看日本》时，专门做了一集日本的防震减灾专题，做过震级体验，因此梦醒时，凭着有限的经验，感觉这次地震不会太大，三级以上，应该不到五级。

电话响了，同事打来的：“地震了，赶紧下楼……”

我没有下楼，只是打开电视，看日本媒体的反应。果真很快，屏幕上已经飞起字幕，东京及周边地区，不同的震级，一遍又一遍地在屏幕上飞过，与我感觉的震级差不多，由于住在高层楼上，地震那一瞬间，生理及心理感觉都不太妙，但不知为什么，我不仅没下楼，还很快睡着了。一夜平静。

而给我打电话的同事们则真的奔下了楼，一夜无眠，散步到天明。

那一夜，其实真正紧张的不是我们，而是日方和中方负责胡锦涛主席等中国贵宾安全的人们。胡主席一行也住这栋楼，而且比我们的楼层还要高，凭地震的震级和我的身体感觉，领导们也很可能被地震震醒，而在中国国家元首访日时发生地震，当然是大事。地震发生后，转移领导人的准备，就在楼下迅速展开，一切迅速到位。但估计是日本经历相当规模地震的频率极高，因此可以快速得出定论：不会再有危险，于是那一夜，中国贵宾并没有转移住地。

第二天早晨，我们有些担心，按出访行程，一天满满的，可昨夜的地震，会不会让领导们很疲惫?

一项又一项的议程陆续展开，一切正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中午时分，胡主席探望清水芭蕾舞团，出门时，在车里看到正在旁边做报导的我，还衝我笑着挥了挥手，我回了一个微笑，感觉，昨夜的地震，看样真没影响什么。

一切报导完毕，2008年5月11日晚九点左右，我从日本回到北京。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在日本之行中甚至算不上回忆的一部分。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天过后，在中国的四川，会有一场让全体中国人痛彻心扉的大地震等待着我们。

大地震，隔了三十二年之后，在中国，再一次製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