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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国心事重重地应了一句，“但愿如此吧。”

万富林拿出车钥匙交给张保国，说，“我打的回去吧。”

张保国问，“为什么?”

万富林说，“要不，我送你过去吧。小别胜新婚。我记得美人住在滨河花园吧?”

张保国不悦，“你越说越离谱了。”

万富林推心置腹地说，“保国，说句糙话，咱们算是有小时候一起玩过小鸡鸡那样深的交情了。你应该信得过我。你离婚不离婚，不是还找我帮你下决心吗?小丁这孩子不错，当年毕业，从北京到省里，一路碰得鼻青脸肿，就是不认邪。中央台那几块料那几张脸，比她强的有几个?我呢，刚好撞上她在省台受气，动了恻隐之心，给他指了市台这条路，背后又作了点铺垫。没想这果子正好叫你给摘了。”

张保国恨恨地骂道，“鹰眼，狗鼻子!”

万富林惴惴不安地，“做大做小，我不过问……”

张保国恼也不是怨也不是，“别胡说了。婚都求过了。我只是不想做人们的谈资。三、五个月内，我准备二进围城。”

万富林脸上雨过天晴，开心地说，“这么说，我还是有用武之地嘛。好啦，上车吧。在你们踏上红地毯之前，我就当你的专职司机吧。这辆车，认识的人太多。打车也不安全，有一半的哥认识你这张脸。记着，上楼时，把墨镜戴上，把风衣领子竖起来。”

第二章

王思凡把香蕉、苹果摆好，煮上咖啡，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香烟，静等客人的到来。

几年来，王思凡的吸烟量像她在“实证社会学”领域的声誉一样，与日俱增。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越来越多，加上尼古丁的伤害，她看上去十分憔悴，要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上三、五岁。与张保国平静分手后，王思凡针对社会焦点问题的发言又少了一种顾忌，文章写得更是尖锐老辣，因此影响力与日俱增，名声早已超出社科院系统。有一次，曾经的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饭时，张保国曾认真地对她说，“思凡，你的很多文章，已经开始影响到政府部门有关条例法规的制定了。我们之间的分歧正在走向消弭。”正在读大二的女儿张怡撇撇嘴角说，“一个现实主义者开始有了理想，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开始具备了务实精神。再经过五十年的进化，你们俩再次组成家庭，这个家庭肯定能固若金汤。”

復婚的事，张保国与王思凡早就不予考虑了，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朋友式的相处。两个人虽然都发生了变化，但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之间本质上的区别还是存在的。有了距离，大家还能冷静地看待两人之间的差异，如果再到一口锅里搅勺子，大的衝突便几乎不可避免。譬如，王思凡近期研究的一个课题是卖淫女艰难的生存问题，起因是她偶然得知近几年来卖淫女被抢被杀案件正在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因为种种难以言说的原因，这类恶性案子的破案率极低。王思凡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不公正，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告诉世人，在对待卖淫女的问题上，我们每个正常生活着的人，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我们漠视她们在弱势地位中所遭受的不公，我们肯定是心灵生病了。而张保国看卖淫嫖娼现象，肯定不会采取这样一个视角。他也许能承认这种现象存在的客观性，但绝不会在法律的层面上，讨论卖淫女应该得到什么合法的权益。在一个有着近千万人口的城市的常务副市长眼里，出现在这个人群中的抢劫、凶杀案，是对社会秩序的重大挑战。

今天王思凡要见的这个人，早年在北京和广州做过妓女，现在是平阳最着名的娱乐城“天地英雄”里的妈咪。当然，她在名片上公开的身份是大堂业务经理，这个职业是被法律允许的。只有在法院的某些判决书上，才会把她们这类人称作妈咪，以强化她们容留、组织妇女卖淫的罪行。王思凡已经查清，两年来至少有六个被杀的无名女子，与这个“天地英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如果王思凡和张保国还是一家人，王思凡的这项调查研究工作，肯定没办法在家里进行。

九点半钟，女儿张怡带着一个看上去十分清纯、实际上眼风已带有明显风尘味的女孩进来了。王思凡疑惑地看着女孩，不大相信这样一个模样清纯的小姑娘会是一个妈咪。

张怡说，“妈，她是我最要好的同学，叫郑丰圆，我俩住一个寝室。那个多多，就是她托朋友帮你找的。”

王思凡如释重负，连声说，“快坐，快坐。你们先吃水果，我给你们倒咖啡。”

郑丰圆矜持地坐下了，说，“阿姨，你不用客气。”

王思凡问，“听你的口音，像是黑岭人?那里的话口音与平阳市里的话口音区别挺大。”

郑丰圆说，“阿姨到底是专家。我是黑岭寺山人。阿姨，我们班上很多人都读过你的文章，特崇拜你。我看过你的照片，照片没把你的风度和气质照出来。”

王思凡把咖啡倒上说，“老了，整天穷忙，还谈什么风度和气质。你那个朋友……”

郑丰圆说，“阿姨，你放心。多多说来，她肯定来，她是个说话算话的人。”正说着，手机铃响了，她看看，把中止键按一下，继续说，“阿姨，多多也知道你的大名，姐妹……我朋友说多多也爱打抱不平，像你一样。她们说社科院一个女教授要为她们那些受欺负的姐妹们说话，忒高兴。民工被打死案，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案，都是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