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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全中也不劝她，说，“你们都别管她，让她喊。你再喊几次，你恐怕还熬不过他。我想呢，你肯定想看见他比你先死。”

刘彩珠轻轻咳几声，“是的。我啥都没了。能看见他先死，现在比什么都好。”

朱全中有些厌恶地看了刘彩珠一眼，“你的咳嗽都加重了。回病房好好呆着吧。”

刘彩珠乖乖地回了病房。

朱全中喊，“小吴，小杜，跟我去接病人。”扭头对林副院长说，“你们院领导该下决心了。”

林副院长呆站了一会儿，进了医生值班室给钱东风打电话。

钱东风一直抽着烟，盯着烟缸里几十支半截中华烟，拿着话筒听着。最后，他说，“我刚跟黄厅长通了话。五家三甲医院，今天都收治了这种病人，我们只是多一些而已。你告诉小朱，买器械的人坐飞机去坐飞机回。他要的东西明后天就买回来了。我们的运气也太不好了，他妈的怎么会碰到个‘毒王’呢?让咱们的人都小心点儿。这种病，治一个都花费不低，将来肯定是个头疼的事。留观室不能封，那里太显眼，一封影响就大了。求援的事，得看一看。再撑几天看看，我不甘心。记着，给咱们自己的人治病，要不惜血本。咱们是第一家医护人员染SARS的医院，不能再当第一家医护人员病死的医院。广州有同学告诉我，干扰素有点儿预防作用。明天，先给你们一线人员每人打三百单位干扰素。我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有异常情况，马上告诉我。”

放下电话，钱东风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喊叫。

在门诊大厅喊叫的，是那个国棉六厂的退休女工。她的丈夫躺在自製担架上，不时地发出干咳声。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女儿、一个女婿，几条枪一样，搠在担架边上。

女工抖着手中的单据，对大厅里来看急诊的病人和家属喊着，“你们都看看，这人民医院有多黑!我们家老头子得个急性春季呼吸道传染病，他们要我们先交三万元押金才肯让住院。治个发烧、咳嗽，他们开口就收三万，快赶上孙二娘开人肉包子店了。”

急诊科男大夫解释说，“大嫂，田玉柱师傅得的不是一般的呼吸道传染病，他得的是急性春季呼吸道传染病。”

田大嫂不依不饶，“我们老头子前天才从他们这里出院，割了苦胆里的一个啥玩艺儿，他们已经收一万八千多了。我是个病退工人，老头子是个退休工人，家里开的可不是银行。再说呢，老头子本来好好的，让他们医院当破烂一样，从这个屋扔到那个屋，那两个屋里都有咳嗽发烧的，终于把我们也染上了。这病是在他们医院染上的，他们现如今连治都不想给治了，这算怎么回事?”

女大夫说，“你别说那么多了。住院先交押金，这是规矩。你们在这儿住过，应该知道这个规矩。他这个病，三万块能不能治好，还不一定呢。”

老汉生气了，干咳两声，用手掌拍拍地板，吼道，“该死球朝上!我不治了，不治了。把我抬回去，抬回去。”

男大夫说，“我看你们还是凑点钱，让他住院吧。这不是个小病。”

田大嫂把诊断书当众撕个粉碎，“不治了，不治了!旧社会说，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如今是，人民医院朝南开，有病没钱你别进来。把你爸抬上，回家!”

几个儿女、女婿抬着田玉柱出了门诊大楼。他们在医院大门内遇上了朱全中开的救护车。

男大夫站在门诊大厅外面，看见从车上又下来两个病人，喊道，“小朱，又有人染上了?”

朱全中大声说，“二十六床的一双儿女，八九不离十是那个病。你们把这张龙卡消消毒，给他们办住院手续。”把装进塑胶袋中的龙卡扔给男大夫。

男大夫拣起塑胶袋，“流行的还是个富贵病啊，你要悠着点儿，你现在是医院的台柱子，可是倒不得呀。”

朱全中自我解嘲说，“离了谁地球都能转。刚才那是个什么病人?”

女大夫说，“是个没钱的病人。我们正想等你回来给他瞧瞧，可是这老两口倔得很，把医院骂一顿，走了。”

朱全中向前走两步，“发烧吗?咳嗽吗?有没有流行病史?”

男大夫说，“最后才知道他在院部接触过发烧病人。”

朱全中说，“你们怎么能让他走了呢?……”

钱东风从一棵树下钻了出来，“小朱，朱主任，你忙了几天，又是顶樑柱，要学会找时间休息。平阳的医院也不只有咱一家，说话说撑住了，他们就走了。谁都有点儿小脾气。你放心，有病他们肯定会治的。这个病现在还没纳入三类传染病，目前只能按医院的规定收治。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说了，你快去吧。你提的要求，我都答应了。”

朱全中只好走了。

钱东风走到门诊大楼门口，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遇到疑难问题，要多动动脑筋!让她在大厅里大呼小叫，好看吗?如今是非常时期，不要再搞出什么节外生枝。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广州有的病人，花了二、三十万还没有治好。先按老规矩办，我马上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

晚上十一点半，周海涛的病情开始恶化，每分钟呼吸四十次，也不能维持他的身体所需要的氧气。朱全中决定用呼吸机维持周海涛的生命。这时候的周海涛已经万念俱灰，不想再苟活于人世了。

事业已经半途而废，婚姻早已失败，追逐的爱情早已经变成泡影，作为自然人得以延续的子女，也已染上不治之症，而这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