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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河怔怔地看着张保国，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在两个人二十来年的交往史里，张保国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和这种责问的口气对王长河说话。两个人对视了好一会儿，王长河先开口了，“你说说，我说了哪些谎，怎么轻率了?”

张保国把心一横，索性说开了，“平阳已经出现了非典病人，而且数量不少。省第一人民医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院内交叉感染。那里已经有二十来个医护人员感染了这种病，收治的其他非典病人，数量已经接近四十个。另外，还有交不起押金的病人，不知去向。你怎么能说……”

王长河打断他，“你让我怎么说?北京的非典病人都是输入型的，咱们医院里那些非典病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省卫生主管部门对这个病是什么态度，你不知道?北京对疫情是个什么态度你不知道?你让我对他们说：我们市属医院目前已经收治了近二十个SARS患者?我有说这个话的权力吗?我上午讲的那番话，哪一句说错了?除了没正面回答平阳有没有非典病人外，我哪一句话说得不得体?他们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他们只是准备到我们这里投资的世界五百强的决策层的人物。他们问这里有没有非典，只不过是朋友间的很平常的询问，我有必要把咱们家里的箱子底都倒给他们看吗?其它的，我说的不是事实吗?我没有考虑这些客人的安全吗?省第一人民医院发生院内交叉感染，平阳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有医护人员发生感染，该我平阳市市长说吗?当时，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平阳的医院很多，有省属的、有市属的、有教育部学校直属的、有军队的、武警的、有公立的、还有民营的，目前，平阳还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这个城市到底有多少人染上了那该死的SARS!你跑来对我说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长河的妻子忙插话道，“行了行了。保国管治病那一摊子事儿，心里急，又没说坏你什么。”

王长河认真地说，“别人说我说谎，倒也罢了。他这么说我，我当然生气了。他娘的，我喝酒喝得胃出血，一天吃四片安眠药，为的什么?不就是为了平阳能早一天富裕起来?我对外国人鞠躬，不就是想让他们早一天把几千万元美元投到咱平阳?我错了吗?”

张保国也提高了嗓音，“人命关天!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珍贵?没有。市长，目前，平阳正在变成一座危城!如果我们不马上采取断然有力的措施，控制住疫情，后果不堪设想。市长，你想想，市民听了你的那番话，还能想到危险存在吗?”

王长河把语气缓和下来，说，“最后这句话，有点儿道理。是不该把那番话原原本本播放出来。可是，已经播出去了，怎么办?这样吧，让周东信找几个专家，在电视上按防非典的办法，讲讲如何防急性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吧。我听说卖板蓝根的都发财了。下午，工商局已经查了三批劣质口罩。老百姓都很爱护自己的生命。”

张保国提出直接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反映平阳疫情的发展情况。王长河不同意，喝口茶水润润嗓子，说，“书记和省长，一个在北京述职，一个带团到浙江温州参观考察，咱们去向谁汇报?我已经要求周东信每天都向省卫生厅如实报告咱们那几家医院的疫情情况。另外，我还让他以口头通知的方式，告诉属于咱们管的个体诊所，儘量不要收治发热咳嗽的病人，遇到这种病人，一定劝他们到大医院就诊。这算不算事必亲躬?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尽心了。三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在这种形势下派高级管理人员来平阳考察投资环境，作为这个城市的市长，我不能让他们带着惊吓回家。”

张保国徒步走出市政府大院。街上人迹稀少，天上月明星稀，张保国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穿过市中心广场，张保国站在路灯下看了丁美玲刚刚发来的一条简讯息，“月色浓浓如酒，春风轻轻吹柳，桃花开了许久，不知见到没有?病毒世间少有，切莫四处游走，没事消毒洗手，非典不会长久。”丁美玲说希望这条简讯息能缓解缓解张保国的心理压力。

张保国看看平时非常热闹的人民广场变得冷冷清清，心里头还是发紧。市民们肯定有些恐慌了。政府这时候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正在胡思乱想，小外甥胡君打来电话说，“舅舅，美国兵进入巴格达，把市中心广场上萨达姆的铜像给拉倒了。萨达姆本人生死不明。有人猜测他可能在前天已经被炸死了。舅舅，我再告诉你个消息：萨达姆还是个诗人、作家，会写很漂亮的抒情诗和长篇小说。有个外国人建议不要杀萨达姆，应该让他写一部回忆录。今天没看见萨哈夫出席记者会，怪不对劲儿的。只剩下弗兰克斯一个人说话了，这仗打得不好玩了。”

张保国想对小外甥说，“你以为打仗是玩游戏呀?打仗是要死人的，所有死人的事都不好玩。”但他没说。他说的是，“舅舅知道了。早点儿睡觉吧。爷爷、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你要听英子姐姐的话。上学、放学坐公共汽车，要记着戴口罩。你要是在学校发现有人发烧、咳嗽，你先要远离他，然后在第一时间用磁卡给我打电话报告这件事儿。对，现在对舅舅来说，学校有没有人发烧、咳嗽，比抓没抓到萨达姆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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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老太太出了家门，在江阴街北边的第二个公共厕所解了一次大手。拢共也就十来分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