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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国和万富林走了。四个人站在小楼外，一直看到他们两人从视野里消失。

张春山说，“给全中打个手机，看看他还能不能接电话。我要告诉他，他并不是孤军奋战。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这无物之阵总有一天会被破掉。不能让他在绝望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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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半钟，王长河迈着微醺的步子，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用朦胧的醉眼，瞧瞧在这里已等候多时的两个下属说，“忘了哪个混帐说老外喝白酒不灵，这情报错到家了。这三个老外，五粮液、剑南春，都能灌个七、八两。有两个还说不喜欢茅台那酱香型味道。”又朝椅子上一塌，“亏得我胃出血后学会了出酒，否则，最先倒下的肯定是我。”

万富林凑上去说，“长河同志，我去给你搞点儿醋醒醒酒吧。摆平三个大公司，真不容易。”

“醒什么酒?”王长河挥挥手，得意地说，“谁说外国人不讲感情?扯淡!这一套组合拳一打，全搞定了。外国人也是人。是人，他的心都是肉长的。他们都向我发出了邀请，让我秋天去他们总部看看。我看，再这么走动个两回，近一个亿美元的投资，就投到咱这儿了。”

张保国忍不住说了一句，“可是，你这个市长，欺骗了你的市民。我不知道他们过了今天会怎么看他们的市长。”

王长河揉揉眼睛，盯住张保国看看，哈哈大笑起来，“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我的。我不就是说了一句平阳没有一例SARS病人吗?SARS病人中国都没有嘛。我们只有非典。所以，也不能说我骗人吧?孙子云：兵者，诡道也。”

张保国又说，“有多少老百姓知道你走的是诡道?他们只知道市长说平阳非常安全，不但没有SARS，连非典都没有，有的只是上呼吸道感染。市长，你看看这两样东西吧。”把两份材料朝王长河面前一放，“今天又收治了二十个，这还是咱们自家医院统计的数字。小医院也治这种病人了。”

王长河边看边说，“百密一疏，竟让一个美国的独立记者溜进了会场，问这个问那个的。都说以为他是哪个老总的小跟班。这小子是有备而来，又有内线接应，还受过高人指点，一出手就捅到我腰眼上了，疼得我直咬牙，恨得我只想一口活吞了他。头也磕了，揖也作了，总不能毁在这一哆嗦上吧。”

张保国痛心地说，“你完全可以用外交辞令对付他呀!市长，恕我直言，到现在为止，在你的思想上，根本没有把非典重视起来。”

王长河把材料朝桌上一放，“我现在开始重视不行吗?当时，我是把话说大了，说绝对了。外交场合，哪有绝对的大实话?明天早上把这三个财神爷一送上飞机，咱们不就可以认认真真抗非典了。”

张保国说，“你说话的时候，现场直播并没有中断……”

王长河来了气，大声说，“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说。”

张保国说，“我建议马上开个常委会，让在家的常委知道疫情的严重性。然后，我们直接向张书记和郭省长报告情况。他们没回来，我们应该亲自给他们打电话。”

王长河问，“再然后呢?”

张保国说，“市长，马上就有人要病死了。省第一人民医院危在旦夕，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你是这座城市的市长，市长是城市之父。”

王长河问，“怎么个救法?”

张保国说，“我们市里的两家医院准备得比较充分，先把那里的病人转到我们医院里来。”

王长河端起茶杯又放下，“书记、省长不在，家里总有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副省长，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向他们汇报?”

张保国语塞了，顿了一会儿，说，“我打电话简单汇报了疫情……”

王长河眼睛直直盯住他，“他们怎么说?”

张保国说，“他们说，北京那么大个城市，闹了一个多月的非典，卫生部领导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北京目前只有二十二个病人。他们说，北京这么少，平阳一下子出现这么多，会不会弄错了?他们还说，应该先弄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少非典病人，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措施。坦白地说，现在在家的省领导，像你一样，对疫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有些轻慢。”

王长河冷笑起来，“要是裕智同志和怀东同志听了你我的汇报，也认为这事不太重要呢?我们是不是要直接上报中央，是不是要学这个蒋彦永，把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你我是不是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搞一个新闻发布会，把什么《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世界三大通讯社、CNN、FOX、BBC的记者都请来，告诉他们，中国的平阳市，已经有一百多个SARS病人了?你说。”

张保国痛苦地闭上眼睛，“我不想抬槓。”

王长河站起来又坐下，脸露愠色，“我早说过，这上网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俊是丑都搞不清楚，这网上的东西谁信谁倒霉。三一医院是咱们解放军的总医院，是中央首长的保健医院，那里面的医生能写这种信?他敢随便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编这条谣言的人，连中国的基本国情都不懂。这专访都上网两天了，为啥我们对外公布的数字，北京还是只有二十二例?还不是为了闢谣嘛。咱们的电视台你不信，咱们的内阁部长说的话你不信，你偏偏信这网上的谣言。保国，能有多大的事?横竖不过八个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小小的SARS，能毁了咱这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