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才的笼络上，皇太极和多尔衮软硬皆施，要么诱之以利，如吴三桂等，要么动之以情，如洪承畴等，实在无法拉拢的才用计除去，如袁崇焕等。而且在用人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麾下一帮骁勇之将和智谋之臣如洪承畴、范文程等均死心塌地地为之效命。相比专擅猜忌的崇祯和旗下无大将的李自成，皇太极和多尔衮在用人策略和人才上就占据优势。
在战争的正义性上，清军又打出替明朝“驱逐流寇”，为明朝子民报君父之仇的口号，俨然一副大侠风范。进入北京城内，清军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殡葬崇祯皇帝和皇后，官民戴孝三天等，以示对亡明的尊重；宣布“官来归者復其官”，降清的汉族文武官员，都升级任用；宣布“民来归者復其业”，即恢復汉族地主的田产；宣布按照明朝会计簿租税额，征收地亩钱粮；宣布文官衣冠，暂用明制。这些政策对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取得一定效果。顺天巡抚宋权就对他的部下说：“我封疆臣，国亡无所属，復故主仇者，即吾主也。”
清朝的这些措施的制定有赖于汉官范文程的贡献，他认为战胜农民起义军的办法“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官仍其职，民復其业”，维护汉地原有的封建秩序。无论是皇太极还是多尔衮都相当倚重范文程，对他的建议也能做到欣然采纳。相比之下，专擅的崇祯差得太远了，而李自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他要亲率大军讨伐吴三桂时，谋臣宋献策曾劝阻他：“皇爷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李自成不听，终致失败。
历史的发展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明朝的灭亡是必然的，紫禁城４３天内两易其主是偶然的。偶然的发生，则是许多必然因素不断积聚所致。阎崇年先生指出，清朝的百年大计是清太祖、清太宗定的，把这个事情变成现实的人是多尔衮，而实施者则是他手下的精兵强将，享用者是幼主福临。所谓的“真命天子”，其实还是由人决定的，没有了太祖、太宗的积累，没有了多尔衮的辅政，没有了手下文臣武将的效忠，“天子”终归要如天边的流云般被历史的罡风吹得烟消云散，不知所踪。
扬州十日不封刀 屠杀的奥义
“清淮流，鞠城下。顾见穹庐张四野，谁言法公真死者！反覆覆，城当復；我买刀，趋卖犊。”
这是清代吴炎、潘柽章合着的《今乐府》中的《芜城嘆》一诗，此诗题为“悲维扬也”，控诉了清兵攻占扬州城后，屠城十日的暴行。
北京的明朝政府被推翻后，陪都南京的文武大臣立福王为新君，是为南明政府，图谋復明。新入中原的清军一路杀来，无论是农民军还是南明军，一概杀之。
１６４５年４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清军纵兵屠戮，“十日不封刀”。满洲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繁华都市顿成废墟。
据《扬州十日记》记载，屠城时“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復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八十万具。
在清军挥师南下征服汉族的过程中，不仅是在扬州，江阴、大同、湘潭、汾城、广州等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屠戮，这还不包括此后因剃髮令遭拒引起的大屠杀。
在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一统天下的朝代只有元朝与清朝。这些被汉族称之为异族的“羌胡”之民，每征服一处，都是建立在无数无辜人民的白骨之上的。
世界历史亦是如此，古罗马的圣火被野蛮人用血腥泼灭之前，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也被灭绝，只有少许线型文字供后人猜测。这些都“归功于”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
相比之下，蒙古与满清的铁蹄与屠刀还算是比较“钝”的，起码汉族的文明保留了下来，汉族也才得以不断地延续下去。也幸亏如此，不然，中国可能也像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那样成为消失的文明了。
在１３世纪，蒙古大军的铁蹄在亚洲纵横驰骋时，不论是对待汉族，还是对待其他民族，烧杀抢掠的变相屠城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为了逼敌人投降，蒙古军会以屠城胁迫，不投降的，一旦城破则必进行大肆屠戮。即便是投降的城池，有时也难逃屠城的厄运。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在望风而降后依然遭到蒙古人屠城的大城市就不下五十座，小村庄更不计其数。成吉思汗甚至提出将汉人之地夷为草原牧场，幸亏大臣耶律楚材一番巧言化解，才让汉族化险为夷。满洲军无疑也秉承了蒙古大军的“杀戮”本性，面对无辜的居民，一次次举起带血的屠刀。其实，满清进入北京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安抚民心的，没有丝毫的屠戮趋向，为何一旦南下，就露出狰狞的面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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