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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压力：盛世难逃的怪圈

谷数较为初贱祚，

增才十分一倍就。

民数增乃二十倍，

固幸太平滋生富。

以二十倍食一倍，

谷价踊贵理非谬。

谷贵因之诸物贵，

何怪近利居奇售。

这是干隆在１７８３年写的一首题为《民数谷数》的诗。从诗中可以看出干隆帝对人口增加、米价上涨等问题的思考。清史专家郭成康先生说：干隆已开始把米贵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加以考虑。他的思索，他对当时关于米贵种种说法的辩诘，对于深入探索物价持续上涨的尚未被人认识的奥秘极富启发意义。但是，干隆的思考终究没有跳出那个时代和窠臼，他最后还是把原因归结到了“太平滋生富”之上，并认为这是所有物价上涨的癥结所在，而没有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所以他得到的结论也必然是表面化的。

相信干隆皇帝在得出“太平滋生富”的结论时，还是颇带着几分自豪的。在“太平盛世”光环的笼罩下，人口与物价的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都被弱化了。的确，清朝入关以来，统治者牢记明朝灭亡的教训，大力整顿吏治、全面推行垦荒政策、减免农业赋税、消除边疆隐患、加强思想统治，并且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达到了农业产量增长、财政库存丰盈、疆域扩大、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的强盛局面，使康干盛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

但是，学者张研、牛贯杰指出：康雍干以垦荒为中心的传统的人口对策，没有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不能开闢吸纳人口的新途径，终究突不破人口发展“计时器倒转”的怪圈。先来看清朝人口增长的一组数字，明末全国人口为１．５亿，经过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鼎革后，清初人口难以统计。但是到１８世纪末的干隆时期，人口骤然增长到３亿多。人口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农工商各业发展、经济总量扩大为人口增长带来的有利条件，也有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鼓励的结果。历史专家高王凌则认为：人口增加是传统农业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产量的必需。农业集约化经营要求不断投入劳动力，人口增加就成为提高产量的主要生产力来源。另外，一些高产作物的引进也为新增人口提供了食物来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的增长对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相反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日益明显。干隆帝就曾经说过“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还说“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为缓解这种压力，干隆沿袭了康熙时的应对措施，继续开荒垦地，但仅此一项远远不能满足新增人口对土地的需求。因此，干隆时期的很多农民都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更多的人则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乞讨，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人口增加带来的另一个明显变化就是物价的上涨。樊树志指出：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导致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在物价上涨的衝击下，国家收入的另外一项重要来源——炼铜、漕运和盐业的成本也提升很快，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形成了“人口增加——土地减少——物价上涨——工业破产”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再加上康熙时期曾宣布“盛世添丁永不加赋”，导致人口增长虽然很快，但国家赋税收入并没有增长，长期稳定在两千八九百万两上下。另外，清朝官兵的收入百年不变，而从康熙到干隆，物价则上涨了两倍，官兵俸饷均入不敷出，只好各想奇招，贪污受贿者大有人在，吏治腐败，干隆帝对此却态度暧昧，纵容生事，更加重了百姓苦难。

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最终导致了干隆末年的白莲教起义。樊树志认为“干隆末年、嘉庆初年震动全国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可以看作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的一个标誌”。白莲教的主要力量是以前迁移到该地的流民，最初他们依靠开发原始森林生活。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该地区的土地已经超出了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特别是遇到灾年，很多人就会生活无着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以白莲教为共同的精神纽带，聚集在一起鬨抢豪绅富户，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

开始时，白莲教采取的是零星斗争的形式，“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树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但随着苦难的加深和白莲教势力的发展，到干隆六十年底，较大规模的起义斗争终于爆发了。这次斗争蔓延湖北、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五省，清政府前后调动了十六省军队、耗银两亿两才镇压下去。这可以看作是人口压力的一个极端案例，但清朝却以此为转折，由盛世走向衰落。自此至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朝有记载的农民运动竟多达二百多起，社会多处于动乱状态。应该说，如此之多的民间动乱与干隆时期没有采取科学的人口对策有重要关係。

范文澜先生说：干隆本只能做守成之君，但他又不甘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为，以树立威信。其实，干隆也算得上是千古一帝，他的文治武功都有很高的水平，如果他能够有康熙一半的注意安民，有雍正一半的勤勉，守住祖宗基业也不是什么难事。虽然他也沿袭祖制，并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但是，他似乎太想成功，所以看不到社会中阴暗的一面。就像他在晚年写的那篇《十全记》，里面总结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