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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兰问：“你们被拐的时候，多大？”

“我七岁，他九岁。”小真又一嘆，“你大概看不出，我小时候是个假小子，从不穿裙子，从不梳辫子，父母也不在乎，总给我剪个短短的娃娃头，所以我被拐，完全是个错误。等人贩子发现拐卖的孩子性别不对，总不能送回去吧，就一起把我带到阳关了。”

“到阳关后，我哥和另几个男孩进了戴向阳的水泥厂干活……当时在水泥厂还有至少五六十个拐来的孩子，据我哥说，至少有一半在十五岁前或死或残。我呢，人贩子在阳关本地找买主。女孩并非毫无市场，可以给人做童养媳，可以卖给没孩子的家庭，也可以卖给暗窑。第三种的可能不是最大，因为我当时实在太小，很少有暗窑在七岁女孩身上投资做长线的。我的命运是第二种，被卖给了一个县里文工团的女演员。她单身，当时三十多了，大概原意是要个女孩，一半做女儿养老，一半做丫鬟仆人。她在县里八面玲珑，很快办好了正式户口，倒也没有虐待我，还送我去上学……”

小真忽然停住，出了会儿神，说：“就说我哥吧。”仿佛刚做了个艰难的选择。“我哥他们一伙过的苦日子，他们后来的情形有时候会跟我说起一些，但我还是无法想像，或者说，惨到超乎我想像。他们每天干活超过十五个小时，吃的不见得能赶上乞丐，睡的是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电扇的铁皮活动房，大通铺；为了怕他们逃跑，睡觉的时候鞋子都没收，窝棚没有窗，只有扇铁门，门口两条大黑狗和一个人整夜看着。宿舍里如果有一个人生传染病，立刻就会倒下一大片。”

“但我哥从一开始就在琢磨着怎么逃出去，他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身体，躺在铺上练仰卧起坐，翻过身来练伏地挺身，他知道要想逃出去，身体撑不住不行。但他亲眼目睹前人的教训，逃跑的尝试不能失败，一旦被捉回来，只有死路一条。”

“他就是有这样的顾虑，所以很谨慎地筹划，慢慢地等待时机，看见有人累死了，就去偷偷取下那人的鞋子藏起来，留着逃跑时穿，一有机会就搜集能用来做武器的棍棒，饥看见地上一根铁钉也会捡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点点磨利了。同时，他们这批孩子得不到足够营养，每天工作又繁重，说真的他们很难有多余的精力和脑力来思考、记忆、策划。这样一拖就是三年，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迟早会像个没有脑袋的木头人那样死在厂里，所以冒了点风险，棍棒和铁钉子都用上了，终于和另外两个同伴逃跑成功。”

那兰问：“卜立群和耿路？”

“两个人都比我哥大个三四岁，但都听我哥的，那次逃跑成功，他们算是认识到，我哥与众不同。更与众不同的，他也记得当年对我的承诺，居然找到了我。”

“他们刚逃出水泥厂的时候，根本不敢在阳关多呆，往哪儿跑呢？我哥说，哪儿人多我们往哪儿跑。他们这三年和同厂的童工閒聊，已经知道这是在陕西，陕西哪里人多？当然是西安。于是三个人在阳关站铁路附近扒车，尝试几次后，终于扒对了一辆去西安的货车，但并没有直入西安，而是在临潼跳下了车。”

“我哥的理论是，西安大，人多，是藏身的好去处，但人多意味着坏人也多，地痞流氓肯定也多，三个半大的孩子初来乍到，肯定被欺负，还是去小一点但人也不少的地区。其实他也不知道临潼到底有多大，只是凭感觉。到了临潼，他们发现地痞流氓还是不少，照样受欺负，于是我哥决定，必须结束流浪的生活。”

“那天三个傢伙饿得前胸贴后背，看着满街的小吃只剩了流口水的力气。后来看见了一个小店，招牌上是‘正宗蒲城水盆羊肉’，那口水真是流了一地，招牌下面的一面旗子上是‘戴记’两个字。我哥问：‘戴这个姓怎么看着眼熟？’卜立群说：‘那就是水泥厂大老闆的姓！你肯定是在厂里以前贴过的标语上看到的，比方说，欢迎戴厂长什么的。’我哥说：‘要不就选这家吧。’于是一个人进了小店，找到店主人，说愿意免费给他干活打下手，只要管一天三顿饭就可以。当时我哥整个儿一小叫花的样子，来路不明，若不是戴老闆为人善，非打他出去不可，就说：‘我这里暂时不缺人，要不给你一碗泡馍，你吃好了再到别家去找找看吧。’我哥没有表现出沮丧，连声说谢谢，捧着泡馍却没有吃，径直走到店外面。那戴老闆觉得奇怪，跟出来看，却见我哥把那碗泡馍让耿路他们两个吃，自己在一边站着。那戴老闆大概觉得我哥人品过得去，后来想想，自己正打算扩展经营范围，加更多的麵食品种，椽头蒸馍、棒棒馍、蒲城包子什么的，这孩子如果肯干，这么便宜的人工何乐不为。”

“就这样，我哥小小年纪，就成了‘戴记蒲城小吃’的员工，正好戴氏夫妇中年不育，两年后索性收养了我哥，还按着家族辈分的规矩起名，叫戴世永，又回蒲城老家给我哥办了身份证。耿路和卜立群也都学着我哥的样去给人免费打工，虽然没有被哪家收养，但吃喝也都不愁了。”

“一年后，我哥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向戴氏夫妇请了几天假，又回到了阳关，找到了我。”那兰说：“你们真算是有缘分，他完全有可能扑空，你完全有可能被卖到其他地区。”

“大概是我的命好。”小真苦笑，又说：“只可惜他童年的回忆最终还是硬生生被洗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