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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上丁尼的立法虽然尊重做妻子和做母亲的女人，但认为她从属于这些功能。她完全是由于在家中的处境，而不是由于她的性别，才在法律上处于无行为能力的地位。离婚受到禁止，结婚要举行公开仪式。对于子女，母亲有和父亲相等的权威，她和子女一样也有继承权。若丈夫死了，她就成为他们的合法监护人。由于元老院对维里安法的修改，女人今后可以基于第三者的利益订立契约，但不能为丈夫订立契约。她的嫁妆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子女的世袭财产，不许她进行处置。

在蛮族占领的疆域，这些法律和日耳曼的传统交融在一起。日耳曼人平时没有首领，家庭是独立的社会，女人在家完全受男性的支配，不过她受到尊重，有某些权利。婚姻是一夫一妻制，通姦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塔西伦所说，战时妻子随丈夫一起出征，与他同生共死。女人的劣等性是身体柔弱而不是心理弱点造成的。从可以当家司那时起，女人就可能受到优于男人的教育。

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女人处于绝对依附于父亲和丈夫的地位。法兰克人没有保持日耳曼人的贞治观：他们所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女人结婚无须经她本人同意，丈夫可以随意将她抛弃，他把她当做一个仆人对待。法律给她以有力的保护，使她免受伤害和凌辱，但只是把她看成男人的财产和子女的母亲。随着国家的强盛，也发生了罗马那样的变化：监护制度变成了社会託管制度，这种制度对女人进行保护，但仍使他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当封建主义从中世纪早期动盪中出现时，女人的地位是变幻莫测的。封建主义在主权与财产之间，在公权、私权与强权之间引起了权威上的混乱。这是该制度下女人的地位上升和下降交替出现的原因。最初，她由于没有政治权力而不具有私权，而这又是因为，直到11世纪社会秩序还只是以强权为基础，采邑是军队所控制的财产，是一种女人无法行使的权力。后来，女人在无男性继承人时也可以有继承权，但她的丈夫是监护人，由他行使对来邑及其收入的支配权。她是采邑的一部分，根本没有行动的自主权。

和罗马氏族时期一样，领地不再是家庭财产：它属于领主，女人也属于领主。领主为她选择丈夫，她的子女与其说留于丈夫，不如说属于领主，而丈夫註定要变成负责保护领主财产的家仆。于是通过丈夫强加于她的“保护”，地变成领地的奴隶以及这块领地主人的奴隶：她的命运比任何时期都艰难。一个女性继承人——其含义等于土地和一个城堡。她在12岁或更小时，就可能嫁给某个男爵。但结婚次数多意味着得到的财产多，所以婚姻屡屡被教会虚伪地解除。其藉口很容易从不许亲戚之间通婚的惯例中找到。即便亲等很远，不一定有血缘关係，情况也是如此。在11世纪，许多女人就是这样被遗弃了四五次。

女人若成为寡妇，就应当马上找一个新主人。我们在《赋功歌》里看到，復勒马涅和他的男爵的一群寡妇全都结了婚，这位男爵在西班牙被杀死。许多史诗都谈到国王或男爵把女孩子或寡妇残忍地卖掉。妻子们常常挨打受罚，被拽着头髮拖来抢去。骑士对女人摸不关心，他觉得他的马要有价值得多。《赋功歌》里的年轻女人总是在求爱，但她们一结婚就要恪守单方面的忠诚。培养女孩子的方式很粗陋，她们干粗活儿，既不端庄也没有受到多少教育。她们长大时要出去打猎，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朝圣，主人外出时她们还要守护他的采邑。这些城堡里的女人，有些和男人一样贪婪、背信弃义、野蛮专横。有关她们的可怖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但这一切都是例外。通常城堡里的女人用组织、祈祷、服侍丈夫以及在极度无聊中打发时光。

12世纪在法国南部出现的“骑士爱”，可能对女人命运有所改善，不论它是来自贵妇与年轻男仆的私通，还是来自对圣母玛丽亚的迷信或对上帝的一般之爱。情妇求爱是否确实存在令人怀疑，但教会把对救世主母亲的迷信，提到极高的程度，以至我们可以说上帝在七世纪变成了女人，这些却是毫无疑义的。贵妇的閒暇生活，使她们有可能进行社交，变得温文尔雅，为炫耀而写作诗歌。有学识的女人，如阿奎丹的爱丽娜（ElenOf Aopindne）和那瓦尔的布兰契（Bbohe of Navare），她们都赞助诗人，而文化的普遍繁荣使女人赢得了新的威望。骑士爱常被看做是柏拉图式的，但实际上封建的丈夫是些监护人和暴君，妻子则在追求婚外的情人。骑士爱是对野蛮的、正式的社会习俗的补偿。如恩格斯所说：“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係，在古代只是在社会以外才有，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的时候开始的，即是从通姦开始的。”只要婚姻制度还存在，这的确是爱情会采取的形式。

但是，既不是由于骑士爱，也不是由于宗教或诗歌，而完全是由于其他原因女人才在封建制度走向灭亡时能够拥有某种优势。随着王权的加强，封建领主失去了许多权威，包括对仆人婚姻的决定权以及对他所监护的财产的使用权。采邑奉献给君主的不是兵役而是金钱，于是它变成了纯粹的世袭财产，不再存在应当不平等地对待两性的任何理由。

在法国，未婚女人或寡妇拥有男人的一切权利。作为采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