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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何说勒庞这本书是一部以阅读法国大革命事件为基础的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着作，只是出于习惯，却并不完全准确。这种流行的解释只有部分的正确性。不错，在勒庞用来阐明自己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五十多个具体历史事件中，大约有二十个左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岁月，还有几个谈到了拿破崙。不过剩下的事件仍占一半左右，它们不但都发生在法国，而且都是勒庞亲眼目睹的事件。进一步说，所以提到大革命，也是因为勒庞本人那个时代的事件起着一部分作用。就像其他许多法国人一样，勒庞受着这场大革命的纠缠，但是在他的着作中还有无数个暗示表明，他对自己身边的群体行为所做的观察，提醒他去注意大革命中的一些相关事件。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往往是因为他看到了19世纪法国的群体生活而对历史的回顾。简言之，他经常是在评价大革命时代群体行为的伪装下，对第三共和国的群体行为进行分析。

如我们所知，在阅读勒庞时，往往会觉得他本人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他的希望不幸被第二帝国所出卖，又因第三共和国而彻底破灭。当然不是这样。他只活了叨岁，这本使他扬名四方的书问世于他55岁那年。但是他在自己那个时代对法国群体行为的观察，已足以为他的社会心理学奠定基础。勒庞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也许他会对圣保罗大教堂唱诗班入口处那句纪念雷恩的铭文重新加以解释，向他的同代人说："诸位如果需要我这些想法的证明，看看你们周围吧！"

事情就是这样，过去时代的历史事件，既不是勒庞的群体行为理论的推一来源，也不是其主要的经验证据。人们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看法，至少是因为他对于把历史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表现出一种十分矛盾的态度。这本书里，他发现对于作为当时复杂事件和人类社会行为结果之真实记录的史学，或更确切地说是历史记载，他可以不予理会。在这一点上，虽然无据可查，但是按照他所宣布的原则，他持的是"历史全是一派胡言"的观点，（据说）这句话后来由亨利·福特说出而广为人知。如果福特确实说过这句妙语，他也只是简单一提，而且是出于无知，而勒庞却说得很多，并且不像是出于无知。怀着这样的心情，勒庞相信"只能把史学着作当做纯粹想像的产物。它们是对被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掷光阴。"（见第1卷第2章第2节）为了得出这种虚无主义的判断，勒庞首先认为历史记载难逃两种噩运：第一，这是因为记录历史真相的证据并不存在或已散佚；第二，对碰巧可以利用的文献进行有倾向性的选择，他认为这是史学家不可避免的事情。

后来他又换了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显然延续了很长时间，使他花费精力写了好几本所谓历史着作。他发现，不完全地依赖历史，根本无法谈论群体行为（或人类任何其他类型的行为）。1912年，当勒庞发表（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In ie VOIUhonfhacaise et lamphafogie des 1？evt）lution）时，他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做法，却没有改变看法，即写出真实的历史是一种荒谬的要求。

就像同矛盾心理做斗争的大多数人一样，勒庞也提出了一种妥协的理论。这使他既可以和历史生活在一起，又能够否认与它同居的事实。这个合理化的理论迷人而简单：不错，"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释迎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勒庞又说，这些人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见第四卷第2章第2节）

对于这种好像在真正的历史与作为有效神话的历史之间取得妥协的做法，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但是，对于勒庞在这种看待历史的矛盾心情中摇摆于两种对立倾向之间的困境，我们却必须给予同情。他触及到了一个后来得到更严格更令人信服的阐述的观点：在决定人们的历史地位上起着更大作用的，不是他们的"真实"面目，而是后人对他们的认识和感受。在这两者之间，在真实性（在创作者本人看来也许完美无缺）与表象之间，不必完全吻合，虽然有时能够吻合。在同自己这种对待历史的复杂感情的搏斗中，勒庞使自己接近于一个可以称为托马斯定理（这个名称来自对世纪美国社会学大师托马斯）的观点："假如人们把条件定义为真，则根据其结果它们即为真。"他接近于得出一个后来人们才知道的见解，即人的"公开形象"以及该形象在影响接受它的"群体'方面所起的作用。勒庞对自己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极力要想出～个究竟，这使他几乎——虽然稍欠火候——得出一种正确的见解：作为神话的历史在形成后来作为社会现实的历史上发挥的作用。

勒庞虽然展现出他的全部智力（这一点不容忽视），比较而言他还是没能取得对那些学者的胜利，他们以人尽皆知的含糊其辞的最终分析为据，否认历史为发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致性因素提供了基本材料。勒庞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