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页

爸爸在立达的同仁，除了夏丏尊老师、匡互生、朱光潜、刘熏宇、陶载良、陈望道诸先生外，还有方光涛、陶元庆、夏衍、许杰、夏承法、裘梦痕、丁衍庸以及在日本就认识的黄涵秋先生等等。

由于爸爸1924所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画使上海《文学周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着了迷，后来《文学周报》为他出版了《子恺漫画》，这是爸爸最早的一本画册。

1925年3月，爸爸的第一本译作《苦闷的象征》问世;1925年12月，出版了最早的音乐理论书《音乐的常识》;1928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美术理论书《西洋美术史》;1931年1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就这样，一个文艺全才渐渐地脱颖而出。

1930年我祖母去世后，我家曾迁居嘉兴，住在杨柳湾金明寺弄4号。关于这一段时期，我将在后面另设一节补叙。爸爸虽住嘉兴，也常去上海立达学园。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役中，立达学园校舍被毁，必须修缮。到秋天才能复课。那段时期，爸爸可能回石门了。石门的老屋惇德堂一直为她的游子张开亲切的怀抱。不过这时已多了另一处更好的安身地———平屋。

平屋在老屋后面，隔一条煤沙弄。平屋的那块土地，据说是我祖母手里买下的。这块地上原有三开间坍圮的平屋，不能住人。据我妈妈回忆，1919年她嫁到惇德堂来，办喜酒时有两张八仙桌放不下，就放到平屋里去。后来，1925年以后，爸爸把平屋加以修缮，就开始住人了。应该说，爸爸第一次有自家的住屋不是缘缘堂，而是平屋;不过那是祖业，不全是他自己的。

不知为什么，可能是爸爸要去商量立达復校的校务吧，1932年的夏天，我家又到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永康路)雷米坊暂住。法租界的租金当然很贵，我们只租了一所洋房的三楼，住了一两个月就退租了。

爸爸以前在上海搬来搬去时，我还没出生或太小，一点印象也没有。但在雷米坊时，我却留下一个回忆：那时我老是坐在楼梯转角处旋铜板。爸爸客人很多，客人经过楼梯转角处，总是俯身说一句：“一吟，你又在旋铜板了?”那时我们能有什么玩具呢!一枚铜板就可以玩很久了。

离开雷米坊后，爸爸把家人送回石门，自己先住到重建的永义里校舍中(后来家人也去住过)。

在这12年内，爸爸除了专科师范、春晖、立达以外，还在别的地方供职：上海城东女学，前述的上海中国公学，还有宁波的第四中学和育德小学，上海大学、上海的澄衷中学、復旦实验中学、復旦大学、开明书店，松江女子中学等等。

在开明书店，除了叶圣陶、方光涛、钱君匋是熟人以外，又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徐调孚、贾祖璋、顾均正、傅彬然、卢芷芬、周振甫、宋云彬、王伯祥、顾惠民、赵景深、唐锡光、宋易、金仲华、范寿康、范洗人、张沛霖、索非、章克标、章锡舟、周予同、成天昌、王统照、钟达轩、丁晓先、郭绍虞、胡伯垦、王知伊、朱达君、莫志恆等等，还有当过开明董事长的邵力子。

以上我几次都列举了爸爸的同事、朋友的姓名，其中有的人在我今天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模样就活龙活现地出现在我眼前。

12年内住了13处，爸爸的辛劳可想而知。为了养家餬口，他不得不东奔西走。但爸爸总希望有一个较理想而又稳定的住处安置家人，让自己在奔走辛劳之余也好有一个避风港。

六年“华屋”

1933年春，新屋缘缘堂落成了。

关于缘缘堂落成的年代，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1938年作)中说“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但在1937年9月1日爸爸为天津钟怀柔先生写的自传中，却有这样的话：

“三十五岁，即一九三二年秋，缘缘堂成，率妻及子女六人返乡，居之至今。”相差一年的文字中，所记载的缘缘堂落成年代也差了一年。孰是孰非，难以判断。我觉得爸爸写文犹如作漫画(而不是作工笔画)，有时只记一个大概。这种情况我发现过不少。因此，我们只能推测为1932年秋开始建堂，1933年春落成。

拆了平屋改建缘缘堂的期间我们住到哪里去呢?我想，一定仍住老屋。这才有李家大妈叫我到新屋去拾发火柴的情节。

缘缘堂后面的三间平房，据说是用原来的平屋拆下来的材料建成的。平屋虽已被拆，也得交代一下情况。

爸爸对孩子有特殊的感情，修缮平屋时处处为孩子着想。据说平屋边的空地上有滑梯，有跷跷板，有沙坑，有跳高用的架子，可升降的。平屋的院内有竹子，有大树。那时在没有绿地的小镇上，私人住宅里置备这些设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亲友们的孩子都来玩，把它当作公园。

平屋的格式，有点像后来新建的缘缘堂后面的三间平房，我二哥丰元草是1927年平屋时期出生的。

爸爸造缘缘堂的动机，还是在我祖母钟云芳(1864—1930)去世以前。爸爸虽有过两个弟弟，却相继夭折(我们都没见过)。解决住房的责任自然落到独子身上。何况爸爸那嫁在县城崇德(今崇福)的姑母丰黹红和嫁在湖州练市的二姐丰幼，常回家省亲，窄小的老屋如何容得下。那时爸爸开始有点积蓄了，便答应祖母造新房子。爸爸在《辞缘缘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