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与肉体的消失相比，这样的难堪或许算不上什么。但对一个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而言，他内心深处所受到的震动和羞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故事之一：南明弘光政权派南京兵部右侍郎左懋第出使北京，寻求与清朝方面的和谈。清朝志在天下，根本没有和谈的意思，作为使者的左懋第被拘押。洪承畴受命前往劝降左懋第，左坚决不承认面前这个着清朝官服的人是洪承畴。他说：你一定是鬼！洪督师在松山死节殉国，先帝曾经亲自祭奠他，现在哪里会又冒出个洪督师呢？洪承畴明白这位老先生是在装糊涂讽刺自己，也只好悻然而去。
故事之二：洪承畴攻下南京后，准备搞一场法事祭奠阵亡将士。正在筹备时，他早年的一个姓金的学生前来求见。金生很谦虚地请求洪承畴，说是他写了些文章，想请老师指点指点。忙于军务的洪承畴哪有时间看酸秀才的迂腐文章呢，就推口说眼睛不好，看不清楚。金生说，不妨，我念给老师听吧。说罢，金生就当着众多官员的面大声念起手中的文章，众人一听，大为吃惊——金生念的哪是他写的文章，分明是崇祯写的《悼洪经略文》。当然，这位勇敢的学生会遭到怎样严重的处罚，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故事之三：顺治四年，天下初平，功德圆满的洪承畴奉召回到北京。他派人把老母从福建接到京城——洪被俘后降清，崇祯居然没有迁怒于洪的母亲，这是一桩很奇怪的事情。按明朝皇帝的作派，洪的所有家属原本只有死路一条。洪母到京后，一见洪承畴，就举起手中的拐杖往洪头上打去，一边打一边骂：你接我来，是为了让我给你当旗下老婢吗？我今天打死你为天下除害！面对愤怒的母亲，洪承畴唯有狼狈逃窜。
每个朝代覆亡之际，都少不了两种人：死节的忠臣和变节的叛臣。从几千年中国传统道德和政治伦理来讲，不消说，前者总是备受时人和后人的赞美，哪怕他们的死节乃是于事无补的枉死。而后者总是注定要受到无以计数的批评和斥骂，哪怕他们的变节最终有利于一个新朝代的开启。
这个事例说明，简单地用道德和伦理标准来衡量世人世事，既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也容易使人沦为简单空洞的道德家和伦理家。但世事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它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和标准。
其实，就在明朝刚刚覆亡、反清复明还是一种时尚的奢谈时，一位曾经热心于反清复明的大儒就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腐败的明朝是所谓的正统，而新兴的清朝是异族，那么生逢其间的士大夫，到底是顺应历史潮流成为异族的功臣，还是逆历史潮流成为正统的殉葬品？这个大儒力图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效力区分开来。
他认为，世事变幻，天道运转，有亡国和亡天下之分。所谓亡国，就是“易姓改号”，也就是朱家王朝变成了爱新觉罗家的王朝；而亡天下，则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至于士大夫如何在国和天下之间选择，这位大儒认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士大夫在历史巨变之前，首要选择是为保存文明、文化而努力，接下来才是为王朝效力。
这位大儒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顾炎武进一步指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按这种思路，如果清政府能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儒学、礼仪，那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了腐败无能的明朝尽忠的事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从另一方面看，为了不“亡天下”，明朝的忠臣似乎甚至应该和清朝合作。
对明朝忠臣，尤其是有才干的明朝忠臣而言，他们或许因为对明朝的感情而不愿接受清朝的官职，但他们又困惑于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理想。如果放弃任官，这些忠臣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为了一个不可能挽回的明朝而放弃自己的理想，最终无所事事度过一生吗？大变革之际，他们陷入了深长的迷乱之中。
与他们相反，洪承畴这些人正在积极建设这个国家。历经战乱痛苦不堪的中国在慢慢恢复元气，正急需大量人才来完成重建帝国的任务，而明朝最后的孤臣们拒绝参与这一切，这是不是逃避自己治国的责任呢？
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对清王朝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到了乾隆年间，当大清的统治日益稳固，洪承畴却被列入了深含贬意的《贰臣传》。这就是扑朔迷离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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