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力决定命运

从1618年抚顺城下与明朝第一次交锋，到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二十六年间，明清之间大小战争无数，但真正对明亡清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战役只有三次半。三次即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1621年的沈辽之战和1641年的松锦之战。半次则指1626年的宁远之战。为何把宁远之战算作半次，下文将慢慢分析。

三次战役中的前两次，清军方面的总指挥均为开国者努尔哈赤，后一次则是皇太极。

先说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的起因，很显然，在于上一年努尔哈赤在抚顺大败明军，引起明朝上下的极大震骇。几十年幽居深宫的万历也深感建州势焰益张，边事十分危急。幸好，那时候，明朝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后来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而是从东北漫延到西北，再加上贵州苗疆在内的少数民族起事。明朝才有力量和机会从各地抽调军队物资，兵发辽东。按明朝的如意算盘，是想通过萨尔浒之战彻底消灭努尔哈赤，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问题。为此，明政府令杨镐经略辽东，从各地调集部队八万八千人，再加上叶赫部及朝鲜方面出动的两支偏师性质的增援部队，明朝军队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多达十余万，号称四十七万。然而，明朝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也过低地估计了对手。萨尔浒之战最终的胜利属于努尔哈赤。

朝廷派往辽东的杨镐是负责监察的御史出身，曾随董一元雪夜穿过墨山，攻击蒙古炒花帐部而获得知晓边事的虚名。然则，当他为主帅率兵进入朝鲜以抗日本时，竟然“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却因倭将行长的诈降计而“委弃于一旦”。事发后，“诡以捷闻”，由于首辅赵志皋的营救而仅以罢官了事。此后，这位在辽东及朝鲜多有败绩的文官，在清军崛起之时，被认为熟谙辽事，东山再起，任兵部右侍郎并经略辽东。

萨尔浒乃是满语音译，意为碗架或木橱，位于今天的抚顺市东面的大伙房水库。当是时，萨尔浒地处浑河与苏子河合流处，西距抚顺七十里，东距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一百里，东北靠近努尔哈赤于天命三年在铁背山上所筑的界凡城。从萨尔浒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它是明朝和后金之间的水陆要冲，是后金的门户所在。

行文至此，想起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故事说，一头狮子追捕一只兔子，竟然没有追上。有人就嘲笑狮子，狮子说，我不过是为了一顿午饭，兔子却是为了一条命。这个故事套用在萨尔浒之战上，或许有其相似之处：明朝方面，它给了杨镐之辈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后金方面，却是在自家大门前大战，一旦战败，国破家亡的悲惨下场必不可免。两相对比，哪支军队将会更玩命更志在必胜，不言自明。

再用烦琐的文字去回忆和追述当年的战争场景既无必要也无意义，仅举一个小细节，即可从侧面证明明军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明军总兵刘綎与主帅杨镐不和，他借口地形不熟，不愿如期进军。杨镐大怒，威胁要把刘綎军法从事。经过部下苦口相劝，杨才悻悻作罢。

萨尔浒之战在三个地点打了三场，总共用了五天时间。五天里，明朝的四路大军阵亡将近五万，其中文武官员即有三百余，而后金方面，仅损失了三千。杨镐作为萨尔浒之战的明军总指挥，必须对这次失败负责。他被免职后逮下诏狱，依法论死，却没立即执行，而是在狱中关押了十年后，于崇祯二年伏法。

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与明朝之间的第一次大战，它标志着明朝在辽东地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后金则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多年以后，乾隆在回顾祖先的创业之路时，曾对此役评价说：“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

再说沈辽之战。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大败告终，消息传到北京，明朝朝野震惊。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以前把努尔哈赤丑化和贬低为骚扰边疆的跳梁小丑，其实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为了收拾辽东残局，熊廷弼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代替已下诏狱的杨镐。

熊廷弼乃进士出身，是典型的文人。但与一般文人不同，熊廷弼的气质和性格更像职业军人。他身高将近七尺，膀大腰圆，能够左右开弓。然而过于意气用事，“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往好处说，熊的性格直率坦然；往坏处说，不够灵活变通。

熊廷弼具有多年来在辽东地区任地方官的经验，现在被委以辽东防务重任，当即提出了他的新主张，那就是在有选择性进攻的前提下作长期固守。熊廷弼在任期间，一方面整顿军务，一方面安抚人心。取得萨尔浒胜利的努尔哈赤之所以没能像想象中那样乘其余威直捣辽阳和沈阳，最大的原因就是忌惮熊廷弼。

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包围首都马德里的叛军将领摩拉得意地对记者们说：我的四个纵队包围了马德里，但最终拿下马德里的将是第五纵队——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第五纵队，摩拉用来暗指里应外合的共和军内奸。和拱卫马德里的共和军一样，熊廷弼也遭遇了可怕的第五纵队。不同的是，摩拉的第五纵队是他派出的间谍拉拢的共和军将领，而熊廷弼遭遇的第五纵队则是对其无休止攻击的京师的小人们。

熊廷弼刚烈外露，这在历代中国官场上都是最容易碰壁吃亏的。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