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力决定命运

哈赤完成了对军事重镇广宁的备战。最重要的是，他成功地招降了王化贞的部将孙得功。当孙得功的内应在广宁城内放火冲杀，配合城外的后金攻城时，惊慌失措的王化贞在几个亲信的拼死掩护下逃出城去，广宁城由此陷落。溃逃路上，王化贞遇到了熊廷弼。面对丧魂失魄的王化贞，熊廷弼幸灾乐祸地呵呵冷笑。

然则，按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国法难容”，此前已有杨镐渎职下诏狱的先例，王化贞唯有死路一条。熊廷弼不是直接责任人，按他本人的想法，自己即使遭受处分，也不可能身受极刑。但熊廷弼的想法过于天真，与王化贞相比，他在朝中树敌太多，他刚直的性格在关键时刻让他付出了血的代价：他和王化贞一同被捕下狱，一同被判处死刑，但没有立即执行。

最终，熊廷弼死于阉党之手。当熊廷弼关在狱中时，阉党领袖魏忠贤已然崛起，深受天启的信任。熊廷弼由于与坚决反对阉党的东林党人站在同一政治立场，魏忠贤趁机捏造了一纸圣旨将他处死。处死后，他的头颅被传送到被称为九边的九个军事重镇，作为对驻守边疆的将士们最直接的警告。这九边东起辽东，西到甘肃，要沿着九边这道弧线走上一圈，估计没有小半年的工夫不可能完成。朝廷如此不辞辛苦地把那颗失血的人头展示九边，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向戍边将士展示朝廷的威严和法律的无情。然而，在晚明那样一个朝廷腐败无能、法律倒行逆施的年头，这样的展示到底有多少人因而对朝廷心悦诚服，完全是个未知数。

熊廷弼含冤被杀后，事情还没了结。阉党以国家名义对他的家属的迫害还在继续：他被诬告说生前贪污了大量军费，他的儿子必须退回这笔数额巨大的莫须有的赃款——这让人想起几十年前天启的祖父向他死去的导师张居正的儿子追索赃款，逼得张家走投无路的往事。几乎是张居正故事的翻版——熊廷弼的长子于极度悲愤与绝望中自杀，其女也由于悲痛过度，吐血而亡，熊廷弼的夫人则遭受了各种罕见的凌辱。直到崇祯继位后，方才给这位明末杰出的边才平反，但也仅仅只是停止追讨压根儿就不存在的赃款，并允许把熊廷弼那颗早已干枯的头还给他的儿子，由其回家安葬而已。

史学家谈迁认为，熊廷弼之死是一个标志，那就是镇辽者“益非其人”，最终的所作所为，“必尽掷于强邻，而社稷随之矣”。

最后说松山之战。导致熊廷弼掉脑袋的广宁之战发生于1622年，而松山战役则发生在1641年，两者相去差不多有整整二十年之久。二十年间，后金——即后来的清朝——和明朝之间虽然小战不断，但一直没发生决定性意义的大战。其原因，在于双方1626年的宁远之战让势如破竹的后金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松山之战刚刚结束时，清朝大臣佟图赖、张存仁等人给清太宗皇太极上了一道奏章。奏章建议，清朝应趁着明朝人心摇动、北京震骇的大好良机，立即率大军进取北京，消灭明朝。对此，皇太极很清醒地回答道：“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皇太极认为，明朝的确腐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砍倒这棵大树，无论有多大力气，企图一斧子就大功告成，那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是从大树两旁斫削，砍到一定时候，大树就会自己倒下来。从努尔哈赤起兵打天下到1644年他的孙子顺治迁都北京，其间是三代人的努力。为了砍倒大明这棵大树，爱新觉罗家族付出了三代人的心血，皇太极是这三代人中继往开来的第二代。如果说努尔哈赤以勇猛的精神所向披靡而着称的话，那么皇太极则以老谋深算的稳健经营继续着爱新觉罗家族的“砍树”事业，他所指挥的松山之战，就是其中最精彩的神来之笔。作为明亡清兴决定性的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役，皇太极指挥的松山之战正是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641年，在中原，为大明崇祯十四年；在关外，为大清崇德六年。这一年，农民军张献忠部攻破襄阳，处死了崇祯的叔祖父襄王朱翊铭，负责围剿农民军的最高指挥官杨嗣昌为此畏罪自杀。农民军李自成部攻破洛阳，处死崇祯的叔父福王朱常洵——就是万历万分疼爱、想立为皇帝的那个家伙，接着又在汝南大破明军并斩杀总督傅宗龙。这一年，还有两个远离政治、军事纷争旋涡的文人相继辞世。他们都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才子，一个是小品文作家、复社领袖张溥，一个是旅行家和游记作家徐霞客。张、徐二人尽管生逢乱世，但由于身处远离动乱中心的江南，他们毕生倒还能保证诗酒欢娱的悠闲生活。然而，他们不可能预料到的是，仅仅再过三个年头，大地就将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他们幸运地早死了三年，因而没有遭遇那个大厦倾覆、生灵涂炭的大乱世。

1641年前后的明朝已经千疮百孔，它既要应对内部的农民军，还要分出一只手来对付关外日益强大的清军。这时，崇祯似乎痛下决心。他于松山大战前两年，把向来有名将和边材之誉的洪承畴从中原战场调至关外，出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洪承畴长期与李自成部等农民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