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个符号的归宿

甲申年四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礼政府向各部门发通知说：主上东征，不日回京登极，凡该管衙门预先备办，毋致临时失误。此时，驻屯于北京的众多大顺农民军将士都知道，他们的最高首长李自成正率军二十万，东征驻守于战略要地山海关的故明平西伯、总兵吴三桂。

驻屯于北京的大顺军将士不知道的是，就在礼政府下令为李自成的登基作准备时，李自成所率的二十万精锐大军已被吴三桂和清军联手击败，他们的主公正在狼狈逃回北京的路上。

《甲申传信录》中的一句记载可以想见李自成农民军败退时的狼狈：“步兵尽死，马一日夜驰五百里，心胆消丧。”对李自成和他麾下的将士来说，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大家都以为天下已定，大功告成，没有多少仗要打了。可没想到小小一个山海关却成了他们的滑铁卢。他们更没想到的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竟把关外的满洲军队引进中原，从而使得甲申年的中国命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一个人可能因失败而变得暴戾，一支军队同样如此。败回北京当天，大顺军“大队入城，全无纪律”。这支几天前还春风得意的军队这时已成疲惫之师，官兵人等遍搜驴骡。与遍搜驴骡同步进行的，是对民间的抢劫和对妇女的奸污。不少受辱后义不再生的妇女纷纷投井自杀，其数“不可胜计”。

甲申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风雨飘摇的北京城武英殿登基即位，接受百官朝贺，并追封七庙。凌晨，这位真正登上帝位还不到一天的草莽英雄撤离北京。由于军队人数众多，一直到三十日午时，大队人马方才基本退出北京。退出北京前，按照中国历史上的失败者们不成文的先例，这支军队也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放了火——主要焚毁对象是宫殿和各门城楼，唯有当初李自成进城时经过的正阳门城楼没有遭受兵火之灾。

甲申年四月三十日的北京是谣言与惊恐主宰的一天。这天，一方面是占据北京几十天并日益不得民心的大顺军全盘撤退，另一方面是城中开始纷纷传言，说是崇祯的太子就在平西伯吴三桂营中，而吴三桂正率军从山海关一路追杀而来。受这些现状和谣传鼓动的故明官员和士绅觉得此乃举义的大好时机，于是商议之后分派百姓和大户人家的家丁把守各道城门，以便迎接传说中的崇祯太子，恢复大明江山。数以千计的来不及随大部队撤离的大顺军老弱病残成了大顺军此前在北京暴行的替罪羊，只要被发现，几乎都难逃一死。

中国农民身上有着显着的集体胎记，那就是对故土的深切依恋。那些终生囿于乡土，只要一旦离开乡土就觉得寸步难行的升斗小民固然不用说，即便那些机缘巧合，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的英雄，只要一旦条件许可——尤其是当他们自认为功成名就时——第一件想干的事就是重回故里。西汉的建立者刘邦当年定鼎天下之后，急切地回到他的故乡沛县，和县中父老把酒言欢。而刘邦的大敌，着名的英雄项羽进咸阳后，有人劝他定都咸阳，以关中这块肥饶之地为根本，足以称霸天下。急于归乡的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建功立业之后不回故乡显摆一番，怎么能显示自己的成功呢？这个说客很郁闷，下去之后就跟别人发牢骚：人家说项羽这个楚国人是沐猴而冠，我看一点不假。项羽听说后，把这个倒霉的说客烹死了事。

与刘邦和项羽这两位早于自己一千八百多年的造反者一样，明季草莽英雄李自成也怀着对故乡同样深重的依恋，他也急于想要在功成名就时衣锦还乡。李自成在北京时经常对手下人说的一句话就是：陕，吾父母国，形胜之地，朕将建都焉，富贵归故乡，虽十燕京，岂易一西安哉？李自成的部下——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重要将领和谋士，大多数是他的同乡，李自成这番话其实是他们这个决策群体集体意志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急于衣锦还乡的念头，消磨了大顺军在北京实行长久统治的决心。《怀陵流寇始终录》对此记载说：“旧贼多陕人，欲还都关中，乃行封赏。新降贼者无以为功，汲汲劝进。三桂兵动，闯贼改图，曰：‘陕故乡，十燕京不与易也。’戊辰，集诸贼于宫中，敛内库银，及拷掠所得，并诸器物尽熔之，千两为一饼，凡数万饼，以伺西奔。”这一记载很重要，它有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李自成在占据北京的四十多天里，一直要等到仓皇撤退的前一天才匆匆登基——他原本有更充足的时间在此前的任何一天登基。

关于这一问题，《剑桥中国明代史》转引另一西方史学家韦克曼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李自成“感觉到了在中国的政治看法中弑君者可怕的负担，他可能还认识到篡位者很少能长久在位，通常要被一个对推翻前皇室没有责任的人所接替”。韦克曼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我以为这或许只是理由的一部分。更重要的理由在于，李自成对他的故乡陕西省城西安情有独钟，甲申年一开始，他就在这里建立大顺政权，称顺王，并称西安为西京。在他眼里，这座故乡的省会要比遥远的、陌生的北京更亲切，更易于把握。他的想法也许是在北京大肆抢掠一把，然后回故乡称帝。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山海关败回北京后，完全还可以依凭坚固城墙固守北京的李自成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北京，选择了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光荣的撤退——换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