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亲者痛仇者快的凌迟

袁崇焕进入了崇祯的视野，再一次面临历史的机遇。当魏忠贤集团这个长在帝国身上的恶瘤刚刚被清除，还远在家乡的袁崇焕一下子成了抢手货——几个月前朝廷的高级官员们还对他不闻不问，现在一窝蜂地争着向求贤若渴的崇祯大力举荐。对此，《明史》用了这样几个字：廷臣争请召崇焕。

崇祯元年（1628）四月，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经过几十天的长途跋涉，袁崇焕从家乡来到了熟悉的北京城。崇祯立即在平台召见，并十分谦虚地向他请教治辽策略。然而，此次平台召问，再次暴露了袁崇焕的性格弱点。他不假思索的豪言壮语，成为日后遭受极刑的诱因之一。

这次着名的平台召见是在崇祯元年七月。崇祯礼貌地和袁崇焕略事寒暄后，就迫不及待地问袁崇焕：建部（指后金）跳梁已有十年，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回答说：所有方略已另写奏本。臣受皇上知遇之恩，召臣于万里之外，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

这肯定是第一个被朝廷上下视为能吏的人在崇祯面前为平定辽东定下日期。一听说只要五年时间就能化解辽东大麻烦，被汹汹天下搞得焦头烂额的崇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旁陪同接见的内阁重臣们也莫不欢欣鼓舞。然而，也有人对袁崇焕的五年计划表示怀疑，此人就是职位相对低下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他趁崇祯接见中途回后宫休息的间歇，悄悄问袁崇焕：你说五年可以平辽，到底有些什么胸有成竹的方案？袁崇焕的回答大出许誉卿的意料，他不假思索地吐出五个字：聊慰圣心耳！——也就是说，袁崇焕的五年计划，仅仅是为了宽慰崇祯的心。许誉卿大为震惊，提醒袁崇焕说：皇上英明之极，你岂可浪对？到时按期责功，你怎么办？这时，袁崇焕才感到后悔，刚才在皇上面前把牛皮吹大了，皇上肯定以五年为期，到时没能复辽，拿什么来交代呢？

当崇祯再次回到平台时，袁崇焕立即对五年计划提出了相当的条件：第一要户部保证钱粮；第二要兵部保证武器；第三要吏、兵二部保证给他用人上的主动权。对这些近乎苛刻的条件，崇祯都一一应允，并进一步赋予了袁崇焕便宜行事之权，赐给他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正是这把令人望而生畏的尚方宝剑，后来断送了袁崇焕的性命，也在某种意义上断送了大明的江山。

现在来考察，袁崇焕的确是晚明时期少见的将才和边才，他的人品和工作能力都无可挑剔。然而，有些时候，业已成为定势的历史潮流，并不因主事者的敬业和忠诚而稍加改变。早在萨尔浒之战以后，大明和后金的攻守之势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袁崇焕的敬业、能干和对朝廷的忠诚，无法动摇这种早已形成的根本性变化，就好比一列高速奔驰的列车，无论我们的信心和决心有多大，我们都没法伸手拉住它。与时代潮流这列列车相比，个人的力量总是过于渺小，甚至渺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曾亲历过甲申之变的明季文人张岱在他的着作里对这次平台召问和袁崇焕本人的悲剧性格作出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袁崇焕短小精干，形如小猱，而性格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张岱的评价略嫌刻薄，却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知识分子出身的袁崇焕尽管久在沙场，过着铁马甲衣的行伍生活，却仍然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夸夸其谈、好为大言的特性。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无可置疑，对所负责任也竭尽全力——总之，就人品看，他们基本无可挑剔。但他们谈起动荡的天下就涕泗纵横的慷慨激昂，却无法掩盖一个铁定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往往有志大才疏的嫌疑。他们过于自信，过于相信自己的忠心与赤诚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却不知道大厦将倾时已是独木难支。

更何况，手捧尚方宝剑，在崇祯热切的期望里远赴辽东的袁崇焕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麻烦的烂摊子。这烂摊子就像宇宙中的黑洞，足以吞噬一切不小心靠近它的天体。

首先是钱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衮衮诸公都清楚要想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的浅显道理，守卫辽东的将士却长年领不到军饷。无粮不稳，何况是守卫边疆的军队呢？因此，几乎横贯了晚明时期明军军史的主线就是缺饷的士兵不断哗变、逃亡。就在袁崇焕赶往辽东时，辽东最高行政首长毕自肃和总兵朱梅等人被缺饷四个月的士兵抓住后打得血流满面。毕自肃获释后，又气又怕，愤而上吊自杀。袁崇焕到任后，朝廷的确给辽东拨发了部分军饷，但与巨大的开支相比，仍属杯水车薪。袁崇焕不得已向崇祯上书，要求崇祯能把内帑用于辽事，否则兵变还会不断发生。但崇祯最恨大臣们提议动用他的私房钱，哪怕这私房钱是用来保卫他们朱家的江山和朱家的性命。可以想象得出，袁崇焕的提议根本不可能被崇祯采纳，反而在崇祯心里投下了第一道不满的阴影。然而，像历代大忠臣那样怀有道德洁癖的袁崇焕依然我行我素。

其次是坐大于皮岛的毛文龙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处理毛文龙问题的轻率与专断，乃是对袁崇焕悲剧命运起过重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