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风流才子的追悔

像侯家这种通过苦读后金榜题名再步入仕途的家庭，应当是严谨的、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但事实恰好相反——可能也和晚明时期中国人精神的日趋开放有关，侯家多少程度上有着率性而为的因子。比如身为高级官员的侯恂，他爱好戏曲，蓄有家乐，为了让演员的表演更加生动逼真，他有时竟悄悄地带着这些演员和自己一起入朝，以便他们观察同僚“贤奸忠佞之状，一切效之，排场取神似逼真，以为笑噱”。小说家马拉美说过，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写一部小说。这自然是小说家的夸张，但就侯恂的行为而言，他似乎已经模糊了仕途与戏曲的界限。这种率性而为的性格，自然会对侯方域产生深远影响。

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少年侯方域在北京城里被称为早慧的才子和未来的政界明星时，他对父辈欣赏的回报是常发惊人之论，比如他曾在十多岁时撰文预言天下将要大乱，而目下的官员，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寄托中兴希望。

侯方域与方以智、陈贞慧和吴应箕年齿相仿，也是往来颇多的朋友，同时又都出身于鲜衣怒马的官宦家庭，当时被称为复社四公子。这四位风度翩翩的公子身上，可以提取出一些共同的因子：他们都讲求生活的质量，多情到了滥情的地步，但全都无一例外的关心时政，以近乎夸张的方式忧国忧民——当他们从秦淮河畔的青楼抽身回到书房时，可以迅速由一个寻花问柳的富家公子转化为书桌前奋笔疾书、不无偏激地批评时政的持不同政见者。青楼与青灯，身体的荷尔蒙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它们之间的跳跃如同电影的蒙太奇。

有关侯方域的性格，《明代轶闻》有较为翔实的总结：“方域佚荡任侠使气，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视；然一语辄合，吐出肺肝，誉之不容口。援友之扼，能不惜千金，然亦喜睚眦报复。”西人说性格即命运，假设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明代轶闻》所总结的侯方域的性格推断出他很可能遭遇悲剧性的命运。简单地说，侯方域是一个感性的而非理智的人，他爱憎分明，快意恩仇，这种性格对朋友固然天真可爱，但对敌人——或者仅仅是他不喜欢的人——则未免过于武断和轻率。事实上，后来侯方域遭到弘光政府权臣阮大铖的无情打击，就和他这种过于率意而为的性格不无关系。

尽管曾经在二十世纪经受了无情的批判，但公允地说，用科举的办法选择人才仍然具有它不可抹杀的优点，可以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办法。用科考的方式选拔官员，至少可以保证的一点是，这些即将出任政府官员者都是士子，都是久沐圣人教化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识见似乎要比引车卖浆者流高明。由他们来结构帝国的经纬，应该不无道理。因而，上千年的时间里，学而优则仕成了一个真理。

崇祯十二年（1639），二十二岁的侯方域从北京赶到南京参加秋试。此时的侯方域年少轻狂，这位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把这次考试看作表现才华、结交名流的绝好时机。在南京，他与吴应箕和夏允彝等人秋日登金山，酒至半酣，侯方域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同行者为之气夺，把他比喻为三国的周瑜和前秦的王猛——侯方域留下了一幅写真，画的是他三十多岁时的形象。他手捧一卷图轴，身材矮小，面容委顿，完全看不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蛛丝马迹。其实，那一年的秋日登高，距他在归德追悔平生，间隔仅仅十多年。

然而，志在必得的侯方域竟然在这次秋试中名落孙山，这不仅大出他的意料，也大出时人意料。据说，这位才子之所以榜上无名，乃在于他在策论中对时局的批评过于激烈，主考官当然有理由据此认为这是狂生的虚妄，不录取也是分内之中的事。

落榜是侯方域平生遭遇到的第一桩打击，对此，他的反应相当激烈。他在一篇送朋友的随笔里，不无夸张地写道：“侯子既放，涉江返棹，栖乎高阳之旧庐，日召酒徒饮醇酒，醉则仰天而歌《猛虎行》，戒门者曰：‘有冠儒冠、服儒服，而以儒术请间者，固拒之。’于是侯子之庭，无儒者迹。”

南京秋试既是他一生挫折的开始，也是一生爱情的发轫。在金陵，在秦淮的烟水之间，侯方域邂逅了一个和他的名字从此紧密相连的女子。他和这个女子的爱情故事，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剧作——《桃花扇》的蓝本。

这个女子就是李香君。

李香君名李香，时人称为香君，因了几十年后孔尚任的《桃花扇》而名留青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桃花扇》尽管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却并不等同于历史本身，历史上的李香也并非尽如《桃花扇》所刻画的形象。

历史的冷酷在于，经过了时光的过滤后，后人再也无法真正进一步地对先人的悲欢离合感同身受，甚至他们能记起先人的名讳，往往也不是因为对他们有多么深刻的洞察与理解，而是因为这些先人有某些令后人稍感兴趣的经历以供谈资。比如侯方域，于今天的大多数人——包括术业有专攻的知识分子——恐怕知之者甚少；纵使有知道者，也是因为香艳如斯的李香君，顺便也才记住了李香君的男朋友侯方域。多年以后，当侯方域历经丧乱，重回老家归德，在无限的感慨中以诗酒自伤自娱时，他为这位曾经的情人写过一篇千余字的传记，他把李香君称为李姬，记录了他们已然消失的爱情传奇。

李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