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掉进米缸的老鼠

持观望和恐惧心态的市民大为宽心，“民间大喜，安堵如故”。

可以说，刚入城时的农民军还有严格的军纪，对民众基本保持了秋毫不犯的良好作风，与抢劫民间、杀良冒功的左良玉之类的官军相比，农民军更受民众欢迎和拥护。然而，事情很快就向另一个极端发展，那就是农民军加速度地失掉了人心，被越来越多的吏民认定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流贼。这倒不是李自成食言自肥，而是他的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不幸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明清鼎故的大变革历史而言，这种性质也决定了李自成只能是一个旧时代的摧毁者，却不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者。他有能力摧毁一个旧时代，却没有能力建设一个新时代。

事情得从两千年间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运动的一个共同点说起。不论陈胜、吴广还是赤眉、绿林，抑或张角、黄巢，直至后来的王小波、李顺和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身处不同时代的农民领袖所率领的农民军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庶几也是朝廷给予他们一个蔑称的重要原因，这个蔑称就是：流寇。政府的蔑称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些农民军大抵处于流动作战状态，他们感兴趣的是冲州闯府，过五关斩六将式地纵横天下，却几乎没有考虑——或是即便考虑了但也没有有效地实施过——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再进一步建设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以便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一言以蔽之，支撑这些农民军纵横天下的物质基础，不是依靠他们的生产，甚至也不是他们占领区内的赋税，而是源源不断的掠夺。打个不是太恰当的比喻，农民军有时候像蝗虫，它们从远处匆匆飞过来，肆无忌惮地吃光了所有能吃的叶子，然后又匆匆飞向另一个地方，寻找其他可供食用的叶子。

全面考察李自成纵横大半个中国的十几年征战史，一个显着的特征是，这支军队没有组织过任何像样的生产，也基本谈不上正常的赋税征收。不征收赋税的很大原因在于，这支队伍一直以“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作为吸引贫民百姓加入其中的最有效号召，一旦占领了城池就抹掉以前的承诺，这显然不利于农民军吸引更多的加盟者。这样，这支军队也就断了征收赋税来获取军费开支的重要途径。至于说恢复和发展生产，李自成即使在占据土地肥沃的湖北并在襄阳建制时也无所作为，更不用说以后挥师西进长安，继而又挥师北伐京城了。反倒是他的对手、以往被称为刽子手的孙传庭，为长治久安之计，曾在陕西募兵屯田，做了不少恢复生产的有远见之事。至于明朝的建立者，同样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他明显要比李自成棋高数招。当他扫平江南时，没有急于称帝，也没有急于推翻元政府，而是采纳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即进一步消化已经占领的地区，把它变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与官军和其他农民军的角逐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惜，历史的经验尽管就摆在眼前，李自成过于狭窄的视野却没能触及到它。

一支规模不是太大、还在全国各地流动作战的农民军，不靠生产，不靠赋税，只靠攻城略地后的缴获来作给养，似乎还有可行之处——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李自成要屡次攻打城高墙厚的开封，那是因为作为中原重镇的开封的富庶吸引了他。但当李自成军队已经打下京师北京，从名义上讲完全推翻了明王朝，并打算建立中央政府，确立对全国的统治时，再依靠这种缴获来供养一支庞大的队伍和一个打算正常运转的行政系统，显然远远不够。

数十万大军蜂拥北京，原本就必须依靠漕运从江南运送大量物资才能维持局面的北京，这时的供应雪上加霜：一方面是需要供养的人员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却是漕运的中断。很快，李自成这支大军就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困境——即便是他最为器重的老营，也出现了“给老本米止数斛，马豆日数升，众颇怨之。老本者，闯号老营为老本也”。

在全军上下粮饷难以为继的窘境下，李自成和他的高级将领们把目光盯住了一个如此富有却又如此不合时宜的群体，那就是曾经多次被崇祯怒斥为个个该杀的明朝中央政府的官员们。

这样，甲申年最精彩也最荒唐的拷掠百官的闹剧上演了。

《明季北略》的作者计六奇以一个小细节解释了李自成为何对故明官员百般拷掠和杀戮。故事说，李自成抓获崇祯的太子后，和他有一番对话。太子回答了李自成的问题后向李提出：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皇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戮百姓。接着又预言说，“文武百官最无义，明日必至朝贺”。第二天，果然有大批故明政府官员前来朝贺逼死了他们君父的“流贼”李自成。面对黑压压磕头如仪的故明官员，李自成不由一声叹息：此辈不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于是始动杀戮之念”。

这个故事有一定的真实性，也符合李自成草莽英雄见不得不仁不义之人的性格。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前面说过的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几十万大军要吃饭，李自成这个当家人必须给他的兄弟们找一条出路。更何况，既然天下都已经打下来了，难道不该让上上下下的兄弟们充分享受一把吗？

李自成于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入城，四天后的二十三日，故明政府官员四千余人进宫朝见李自成。这些前往朝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