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圣经》与政治

“暗夜”的教会新形式。在一个论述旅行的章节中，她探讨了一种“逃离压迫、漂流旷野——同时历经上帝以某种方式的在场——而盼望抵达应许之地的浓缩式象征”（格蕾，第48页）。这种对象征和创造性想象的运用是“摆脱基督教生存疏离形式旅行中一种至关重要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放逐的意象或许比出走的意象更具有吸引力。玛丽·格蕾所倡导的不是从教会出走，而是将“出走”的象征转化成从“疏离关系”中出走的象征。

一种使大多数派别的信徒都不能上圣餐桌的圣餐生活有使人疏离圣餐的危险……一种使大多数人都成为性变态的性学神学是一种使人疏离的性学……把权力、神职和权威看成是使朝圣者失去权力、消极被动的理解均属于被疏离的理解。

格蕾，第50页

在此，《圣经》的意象被置于特定的情景之中：《圣经》的形象和象征被随意利用，在面临可能切断和破坏人类关系的教会和社群中的疏离力量时，寻求整全和包容。

人们在求助《圣经》时，不是把它当作一套规范来运用，而是当作一种能为人们的生命体验赋予形式和结构的想象性资源，可以自由地、有选择地运用。

作为政治权威的《圣经》

无疑，这种对《圣经》在政治中应用的概述并不完全，本来还可以涵盖公众政策中的许多其他议题，如福利工作、蓄奴制、经济学、遗传学、医学等。考虑到在过去两千年中的大多数时候，《圣经》在欧洲史中都有重要的地位和权威，出现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惊奇。无视支撑或反对其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治家就很难算是真正的政治家。

即使在这样一种概述中，互相冲突的运用《圣经》的方式也很容易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路德和主流教派的改革家们用《圣经》来证明使用武力的合理性，清楚区分支配世俗社会的法律和仅用于基督徒的耶稣登山训众的教义。另一方面，那些坚持认为耶稣的训诲应在国家生活中付诸实践的人又不得不面对实际操作的困难，这种困难表现为把一般的原则施用于特定社群的体制和立法中，而这些社群面临着各不相同的情况和危险。然而，无论对《圣经》所要传递的信息的本质有多么不同的见解，论辩双方都认为，《圣经》这部书给教会和社会传递的信息是前后连贯一致的。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圣经》中有大量无法为人接受的内容，真正的任务在于发现那些能为寻求一个新教会和新社会提供资源的元素。发现的过程最终应由妇女斗争的经验来支配。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可以想出不同的策略，将那些更具创造性的资源从其他成分中提炼出来。对一些人来说，历史批评能使之辨明传统中那些几乎被后来的意识形态偏见弄模糊的成分；对另一些人来说，正是将《圣经》的形象和象征重新置于特定的语境中才有助于实现想象性飞越；借助于这种想象性飞跃，人生和社群的新形式才得以从《圣经》传统中浮现出来。回到前面的讨论，我们从中或许能发现，有两种相当不同的正典观在发挥着作用。第一种正典观认为正典是规范性的，只是这种规范性首先是通过历史洞察力发现文本中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因素来确定的。第二种正典观认为《圣经》正典的权威性首先且最重要在于其塑造性，它所提供的工具和意象既能奴役人，也能解放人。洞察力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检验的方式却是实践性的而非历史性的。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福音劝谕（counsels of perfection）：意指基督于福音圣训中，除命令世人严格遵守十诫外，也奉劝世人更上一层楼，修炼贫穷、贞洁、服从三美德。

第三帝国（Third Reich）：从1933到1945年由希特勒执政的德国政权。

再洗礼派信徒（Anabaptist）：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激进派成员，信奉《圣经》的权威性，认为洗礼是信徒承诺个人内心信仰的外部证明，主张政教分离、信徒与非信徒分离。

“直接对比句”（antithesis）指在一个句子中，其前面和后面的语词或分句能形成直接的对比。例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3—45）。

“回避炫人眼目的服饰和财富”回应了耶稣之言“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马太福音》6：25，19）；“拒绝在法庭上起誓”回应了耶稣之言“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5：34）；“拒绝服兵役或自我保护”回应了耶稣之言“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5：39，44）。

贵格会（Quakers）：亦称“公谊会”，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17世纪中叶由英国人福克斯创立。属于基督教属灵派别，强调信徒与上帝直接相通，领受圣灵的启示。

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英国基督教领袖，贵格会或公谊会的创建者（1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