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圣经》是如何写作的

在这本小书中，要以不长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题目，不可有太过乐观的期待。然而，对于《圣经》中的卷籍形成的过程，我们必须有所交待。它们是如何成为今日之模样的？本章将精选材料，仅举几个实例以展示《圣经》所蕴含的非常丰富的素材。

首先，有必要作几点一般性的说明，先谈文本写作的时间跨度。《旧约》中最早写成的部分（《士师记》第5章中的诗歌）据说成文于公元前10或前11世纪，而最晚的经卷（《但以理书》）则出自公元前2世纪的马加比时期。《新约》的时间跨度则比《旧约》短得多，最早的保罗书信大概写作于公元50年，其余卷籍的大部分也确定完成于公元1世纪前。对于所有的《新约》卷籍而言，学术界认真提出的最晚写作时间是《彼得后书》成书的公元2世纪中晚期，虽然该书也有可能形成于2世纪的最初二三十年。这有助于得出一种显而易见的观点：在《圣经》文献形成时期，作者们的生存状况——政治、文化、经济、生态方面的状况——彼此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圣经》中有反映游牧生活的文本，有出自君王或神殿崇拜者之手的文本，有被放逐者的作品，有在异族统治者的压迫下写成的作品，有宫廷风格的文本，有出于超凡的游方传教士的作品，也有受希腊写作风格影响的作者写出的高深作品。这个时间跨度覆盖了荷马（Homer）、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修昔底德（Thucydide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恺撒（Caesar）、西塞罗（Cicero）、卡图鲁斯（Catullus）的创作生涯。这一时期见证了亚述帝国（公元前12至前7世纪）和波斯帝国（公元前6至前4世纪）的兴衰、亚历山大的东征（公元前336—前326）、罗马的崛起及其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7年帝国设立元首政体）、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公元70年），以及罗马的统治扩张到苏格兰的部分地区（公元84年）。

口头表述和读写行为

虽然这批文献的成书时间相去甚远，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产生于一种对写作行为评价甚高的文化中，即使其间的写作活动大体上依然被专职人员所控制。《圣经》中最早文本的形成时期明显对应于从使用楔形文字到字母系统的发展阶段。在楔形文字作品中，词语由符号表示，并用一种楔形工具镌刻在泥板上。在源于腓尼基人的最古老的字母表中，辅音字母用墨汁写在纸草或某种类似的适宜材料上——它更为柔韧，而且便于携带；最重要的是，这使得写作篇幅更长的文本成为可能。用新式字母系统写成的文稿能写在卷轴上，卷轴通常用皮革制成，可以承载《以赛亚书》的全部66章。后来手抄本书籍进一步发展起来（大致相当于现今图书的样式），使查询资料更为便捷，携带也更为方便。一部手抄本能把四福音书全部收录于同一个封套中，其篇幅大约是本书长度的两倍半[1] 。

从公元1世纪起，早期的基督徒最先用它抄写文学文本。约4世纪时，这种做法成为惯例。

图1 两千余年间楔形文字符号演变图表

图2 手持打开的《圣经》抄本的青年男子画像，发现于3世纪的罗马地下墓窟中。

基督徒喜欢用这种抄本指导其写作。

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技术特征之一是语言记录新技巧的发展，其重要性可与16世纪印刷术的发展相媲美——印刷术使宗教改革观念的迅速传播成为可能。然而在更多情况下，《圣经》时代的文化依然是口头流传的，这意味着书写的文本往往借助于高声诵读才能流传，接受这种文本的大多数人是通过聆听而非阅读了解它们的。而且，我们目前所知的大多数书写文本，无论是律法的、预言的、格言的、诗歌的还是叙事的，最初均为口传形式，后来才被笔录成文。于是，譬如预言式的讲论就是由先知口头作出的，它们被先知的门徒存在记忆中，后来才笔录下来。从最初的讲论、其后的笔录、将笔录片断与其他类似材料汇编，直到以某部先知书的形式最终出版，期间可能有数百年的时间悄然而逝，即如《以赛亚书》所经历过的情况。甚至在文本出自一人之手时，比如保罗的那些书信，它们也常常是向某个书记员口授的，虽然保罗偶尔也会添上他本人的问候语：“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加拉太书》6：11）。

由此可见，纵贯《圣经》的创作过程，口头表达和读写行为是紧密交织的。这一点体现在如下事实中：各种文本的流畅洗练程度并不相同，有些出自于精通文本写作的行家里手，另一些则非常接近于对叙述和讲道的口头记诵。这一点在福音书里有着明显的例证：人们普遍认为《马可福音》在四福音书中成书最早，也最缺乏文学意味，这既表现在其希腊文风的粗糙上，亦表现在其内容近似于耶稣故事和言论的口头传说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路加相当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是像希腊史学家那样写作，通过精心筛选原材料写出一部信实可靠的文字记录（《路加福音》1：1—4）。他的文风显然富于文学意味，具有希伯来经典之希腊文译本的独特特征。

路加写作福音书时开篇就解释了他的著述目的和书写方式。当时有些人已试图记载耶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