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圣经》与其评论家

本章与前一章会很不相同。我不会详细考察对《圣经》片断的诠释，而将聚焦于《圣经》批评中最重要的发展和变化。

从根本上讲，批评是人的判断力的运用。事实上，《圣经》的所有诠释者都运用其判断力来区分文本可能的内涵和意义。他们可能会赋予某些章节更重的分量，为那些似乎不太受关注或表面意义与人们的预期相矛盾的章节找出富有意义的诠释。这种明智而敏锐的解读一直是《圣经》诠释的特点，它构成当今（几乎）所有《圣经》学者都运用的文本批评、资料来源批评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学批评等标准化历史研究的基石。然而，当用于反对占支配地位的教会解经时，“《圣经》批评”这个术语也具有相当强烈的批判性。我将要简述的许多“《圣经》批评”的发展就属此类。事实上，现在许多通用的批评惯例最初正是由那些攻击当时正统解读的人制定的，我们将在下文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些发展的历史背景。时至中世纪末期，基督教的《圣经》诠释已或多或少地与教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合流。《圣经》收入了多种故事，涉及世界的创造、人类祖先的历史、以色列的被选、律法的赐予、随后以色列在圣地的历史，以及耶稣的故事、早期基督徒的传教成就和论争。教会以特定的方式解读这些故事，以便能提出一部内容全面且前后连贯的世界史，即从创世一直到最后审判的历史。教会施教道，《圣经》记载了上帝对亚当之罪的反应：拣选以色列、颁布律法，进而派遣其独生子降世，通过他的被钉十字架和复活为人类赎罪、最后以建立教会而告终。对《圣经》进行这样一番解读后，某些在《旧约》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元素，诸如赐予圣地、建成圣殿，以及律法和以色列在万民得救中的作用等都被淡化了。相应地，某些相对次要的主题却得到了强调，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始祖堕落和人类普遍腐化的观念。《旧约》被解读为《新约》的先兆，其主要人物和他们的事迹预表了实现在耶稣身上的一切（就像我们看到的教父对以撒和基督的比较所示）。

正是因为建构了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叙事结构，《圣经》成为所有知识的源泉和尺度，既包括宇宙学、历史学，也包括法学和神学。在完成这一叙事的过程中，神学家确实受惠于其他学科的知识。公元1世纪的教父们自由地利用柏拉图派哲人的思想；中世纪经院学者也有争议地引用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至少在官方看来，《圣经》始终是真理的最终仲裁者。在《圣经》和中世纪基督徒生存的世界之间，似乎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和谐一致。然而在西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这种官方的共识发起了双重攻击。

教会遭遇攻击：来自内部的挑战

上述基督教故事并非唯一的版本。10世纪末叶教会内部出现的种种异议导致了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这种异议完全源于对基督教故事特定叙述的批评。在这类中世纪后期对基督教故事的批评中，值得关注的是对《圣经》基础的攻击。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一个《圣经》研究教授的成果。他以令人惊叹的技巧研读古代《圣经》文本，不但将《圣经》译成当地语言，使之得到更广泛的阅读，而且还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向公认的《圣经》世界观发起了挑战。

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对全局的某些方面作出的较为次要的改变，特别是涉及教会在拯救个人灵魂的作用方面。中世纪后期的教义规定，由于上帝是公正的法官，故男人和女人虽因基督的事功而得救，仍必须为他们在世间的罪孽遭受惩罚；然而，如果利用了教会的种种补赎圣事，他们甚至在死后也能避免或减轻本应受到的公正惩罚。《马加比传下》第12章第43至45节在经文上提供了为死人祷告的依据。对这类教义的普遍接受赋予了教会统治集团极大的权威性。

路德通过细察《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中的原始记载，对此类关于上帝公正和宽恕的见解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关键经文见于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引自《哈巴谷书》2：4）。但是，路德追问道，当圣保罗论及福音书的上帝之义时，他到底指什么？是像经院神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指上帝施行正义，惩罚罪人、奖赏义人的公义本性吗？抑或指上帝赐予不义男女们的义？在希腊文的表述中，这两种理解都能成立。关键要看《罗马书》中的背景，分析保罗何以从《哈巴谷书》中引用那个短语。

路德主张，保罗所说的上帝之义指的是上帝赐予信奉者和因信获生者的义（迪伦贝格尔[Dillenberger]，第11页）。

图6 《圣经》研究教授马丁·路德。他对保罗书信的阐释成为新教改革的催化剂。

这是宗教改革中的关键时刻，也的确是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对路德而言，《圣经》现在言说的是将人们从上帝律法和刑罚的威胁中解放出来，是上帝的仁慈和宽恕，其仁慈宽恕是施与所有聆听福音者的，而非只施与那些屈从于教会补赎规章的人。宗教改革正是以这种方式寻求将男女信徒从中世纪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他们可以在“世俗国度”中自由地响应神召了。

这种对保罗书信的全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