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自己的编程项目的顾问。一旦他解决了编程指令丰富的“胶皮数学扭曲模式”的难题，就很容易将这个“数学魔术”整合到生物形态模式化的人工选择方案之中。该方案类似于我自己的“生物形态”程序（在第二章有所描述）。正如我的程序里，“参与者”面对着一个充满动物造型的屏幕，并被要求选择其中之一为其“育种”，一代又一代。再一次，这里会有持续传递了一代又一代的“基因”，而且这些基因会影响这种“动物”的形态。但在这里，基因影响动物形态的方式是通过控制已经画有动物形态的“胶皮”的扭曲程度完成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它应该有可能始于（比如）一个绘制在未扭曲的“胶皮”上的南方古猿头骨，培育引导逐步增大脑容量和逐步缩小口鼻的生物——换句话说，逐渐类人化。在实践中做任何类似这样的事情，都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觉得这个事实本身反而很有趣。
我再一次认为，困难的原因之一是，达西·汤普森的转换是从一个成年形态变到另一个成年形态。正如我在第八章强调的，这不是进化过程中基因工作的方式。每一个动物个体都有一个发育史。它从一个胚胎开始成长，通过身体不同部位彼此异速的生长，直到成年。进化不是一个由基因控制，从一个成年形态扭曲成另一个成年形态的过程；而是一个由基因控制的发育程序。当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孙子、奥尔德斯（Aldous）的兄弟]认识到这一点时，正是达西·汤普森的书第一版出版后不久，朱利安修改了这一“转换法”，用来研究早期胚胎转变为晚期胚胎或成年形态的途径。关于达西·汤普森的转换方法，我在这里就想说这么多。在最后一章，我将回到这一主题，做一个相关回顾。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阐述的，在支持进化的真相方面，对比性证据的说服力总是远远地强于化石证据的说服力。达尔文自己在他的著作《物种源始》中，关于“生物间彼此的类源关系”一章的结尾，也有相似的观点：
最后，在我看来，本章所考虑的几种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世界上生存的无数种、属、科的生物，在其各自的本纲或本群的范围内，都是从共同祖先传衍下来的，并且在传衍过程中都发生了修改。即使没有其他事实或论据的支持，我也将毫不犹豫地采纳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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