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头脑仍如往常一样清醒，他认识到：在自己伟大理论的核心，存在一个道德悖论。他并没有矫饰言辞——但是他提供了缓解的意见，认为自然本身并无恶意。引用该段的另一句话来说，这些事仅仅是“在我们周遭发生作用的定律”带来的结果。他在《物种源始》的第七章末尾也说了类似的话：
有一种想法可能不大符合逻辑，但根据我的想象，对于幼杜鹃鸟推落义兄弟的本能，蚂蚁蓄养奴隶的本能，姬蜂幼虫寄生在毛虫活体内的本能，应该认为它们是由一个普遍定律造成的小小结果——这要比认为它们是被特别赋予或创造的本能更令人满意。这个普遍规律就是：繁殖、变异，让最强壮的生存，让最弱小的死亡——这个定律带来了所有生物的进步。我曾提到达尔文对一件事的反感——雌性姬蜂刺它的猎物，将其麻痹而不是杀死，从而让自己的幼虫在活的猎物体内享用新鲜的肉（这种反感也是当时的人所共有的）。你应该记得，达尔文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一个仁慈的造物主会构想出这样一种习性。但有了自然选择掌权，一切都变得清晰、易懂而且合理了。自然选择不关心任何安慰。它为什么要关心呢？某件事情要在自然界发生，唯一的要求就是祖先时代发生的同样事情能有助于“推动该事件的基因的生存”。基因生存就足以解释姬蜂的残忍和整个大自然的冷漠无情：足以解释，并且能让人理解，至于同情心则是另一回事了。
是的，这种生命观是壮丽的，甚至在大自然对其指导原则（适者生存）所无情导致的苦难的漠然中，亦有其壮丽之处。神学家可能因神义论中的一项类似策略，而在这里发生共鸣，即受苦与自由意志是必然联系着的。如果生物学家从自身研究的角度出发，他们思考“生物耐受苦难的能力所具有的生物学功能”的时候，将会认为用“无情地”这个词一点儿也不夸张（或许按照我在先前的章节所思考的“小红旗警告”思路）——如果动物不受苦，某些动物就不会为了自身基因的生存而艰苦奋斗。
科学家也是人，并且像任何人一样，有资格斥责残忍、痛恨苦难。但是像达尔文这样的优秀科学家认识到：
现实世界的真相，无论多么令人不愉快，总要去面对。此外，如果我们允许主观考量，那么将会对遍及所有生命的阴郁逻辑入迷，包括沿着猎物身体上的神经节进行蜇刺的姬蜂、把义兄弟挤出巢外的杜鹃（“Thow mortherer of the heysugge onybraunche”）、蓄奴的蚂蚁，以及对受苦固执地（或更确切地说，无知无感地）表现冷漠的所有寄生虫和捕食者。达尔文在对生存斗争那一章进行总结时，用了下面这些话竭力安慰他的读者：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脑中绷紧这根弦：每一种生物都在努力地以几何比率增殖；而在其生命的某些阶段，或一年中的某些季节，或每个世代或间隔的时期，每种生物都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并遭受重大的毁灭。当我们对这些斗争加以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完全可以相信自然界的战争并非没有间歇，恐惧是感觉不到的[116]，死亡总是迅速降临，而强壮、健康、欢乐的总会生存下来并进行繁殖。
“迁怒于信使”是人类的愚蠢缺点之一，也是我序言中提到的“一个反对进化的观念”的主要基础。这种观念认为“对孩子们灌输‘他们是动物’的思想，那么他们就会像禽兽那样行事”。即使进化本身或进化论教学真的会鼓励不道德，这也并不意味着进化论是错的。令人非常吃惊的是，竟然有许多人不理解这个简单逻辑。这个谬论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它有一个专名——叫作“诉诸后果”（argumentum ad consequentiam）——X是真的（或假的），其理由是：我非常喜欢（或不喜欢）它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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